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探析
时间：2021-07-12 04:01: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是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和国家外交战略调整为实践动因，以中共处理对外党际关系的经验教训为历史借鉴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他从不同角度对“四项原则”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阐述：关于“独立自主”原则。他认为各党有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党事务和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权利；关于“完全平等”原则。他主张各党不论历史长短、实力大小、执政与否，一律地位平等，反对任何大党、老党以真理的化身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关于“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邓小平主张各政党之间相互尊重，不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同时要对霸权主义行径进行揭露和斗争。此外，邓小平的党际关系思想还包括正确处理党际关系中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党际关系以及明确区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等思想，主张在政党交往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
[关键词]鄧小平；对外党际关系；“四项原则”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5-0021-10
一、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思想形成的背景与动因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最富魅力的领袖的去世，总是带来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自毛泽东逝世后，经过两年徘徊，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并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三年后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进行了初步勾勒，“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中国从此“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并服从和服务于内政，随着国家内政的改变，国家外交也必须实行相应改变。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对外开放本身也要求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因此新时期的国家外交战略应以此为依据进行调整。新时期国家外交战略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坚持“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我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一边倒”政策，后来这一政策因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宣告结束。进入70年代，为对抗苏联需要，我国在外交上着手实行“一条线”战略。总的来看，无论是“一边倒”，还是“一条线”，都带有较为浓厚的国家联盟色彩，具有明显针对第三国的政治指向。进入80年代，随着中美、中苏关系走向缓和，作为一向强调独立自主的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明确宣布实行“不结盟”政策。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其二，坚持反霸维和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在1982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中国的外交概而言之就是三句话，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1984年4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中国把反霸维和“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同年5月，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他又指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邓小平的多次谈话中可以看出，80年代的中国外交实现了由过去的反帝转变为现在的反霸，由团结社会主义阵营转变为团结第三世界，由推进世界革命转变为维护世界和平。其三，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外交家提出来的，对于处理国家关系具有恒久的指导意义。邓小平不仅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而且主张以“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并指导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倡导和践行这一原则。可以说，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把“五项原则”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四，坚持把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作为国家外交的首要任务。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坚持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把是否有利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是非曲直的主要标准，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利益的优先位置。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其政党外交与国家外交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即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通过推动国家关系发展来为国家发展服务。因此，当国家外交战略调整时，政党外交战略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和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政党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标志是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确立，而其调整工作则肇始于对“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的拨乱反正。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联部《建议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意味着党的对外工作摒弃了“文革”期间的极左政策，并开始了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的转变调整。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当时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对中共处理与兄弟党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如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等进行了经验性总结，同年11月在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会谈时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则。1982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同荷兰共产党主席胡可斯特拉会谈时，首次对中共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进行了完整阐述；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把“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的“四项原则”写入党章。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联盟中央主席团成员科罗舍茨时指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是中共总结历史教训，顺应“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要求而提出来的，并说按此原则发展相互关系可以使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更加牢固，更加持久”。
自此，党的十二大确立的“四项原则”在其后的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得到确认，在之后所作的变化中，只是把交往对象从工人政党扩大至一切政党，“四项原则”的内容表述保持不变。“四项原则”是中共处理党际关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处理党际关系并不仅仅止于“四项原则”，相关内容留待后文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