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教训借鉴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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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6-08-11
[作者简介] 张学俊（1963-），
男，陕西合阳人，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马博冕（1991-），女，陕西合阳人，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深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其中既有照抄照搬苏联革命和建设模式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的损失，也有总结反思其经验教训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回顾、总结、反思中国共产党人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师”，再到“以苏为鉴”“以苏为戒”的历史过程，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还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将现代化引向成功的“中国道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苏联经验教训；毛泽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中国道理
[中图分类号] D04，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9-0016-08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95年的光辉历程。95年的成就举世瞩目，95年的道路并不平坦。其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都与苏联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苏俄”“ 苏联” “苏共”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和特别的情结。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师”，再到“以苏为鉴”“以苏为戒”，可以说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发人深省，令人深思。回顾、总结、反思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历史经验教训借鉴的过程，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还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以俄为师”，效法“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一步步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流产了，“辛亥革命”也夭折了。正当中国人在苦闷中挣扎、在黑暗里摸索，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1917年10月，俄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于中俄两国在发展历史、文化特征上的相似性，特别是20世纪初两国类似的国内形势，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方面以新的宝贵启示：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平革命的方式不成，可以转而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思路一转天地宽，于是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定只有坚持走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于是他们积极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是一回事，能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问题则是另一回事，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公式或答案，而只是行动的指南，是一种教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斗争策略、方针和战术。因此，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一个再创造、再创新，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乏这样的人，其中的代表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第一个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在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率先打破了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但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群体在理论上的幼稚和斗争经验的缺乏，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不够、实践不够，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共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指导和监督，必须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经验”，加上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来自俄国的革命理论、经验、模式和人、财、物等援助，大大满足了党初期发展的需要，使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形成了完全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以俄为师”心理[1]，以至于出现了照抄照搬俄国革命成功模式作为我党的革命良方的错误倾向，因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贯彻。对苏俄的盲目崇拜导致将中国“工农革命军”改为跟苏联一样的名称“红军”；根据苏联的模式建设自己的革命政权，把在农村根据地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为“苏维埃”，这在1927年之后“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是完全按照苏联革命政权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是“苏联的翻版”。对此，毛泽东后来严厉批评道：“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2] 136凡此种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且使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依然存在着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错误倾向泛滥成灾，正确思想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受到打击排挤，使土地革命取得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随着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重新确立，尤其是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特别是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延安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面继续指挥伟大的抗日战争，一面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通过延安整风，使广大党员干部的认识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3] 825，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成熟，并在党的“七大”上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