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时间：2021-07-11 20:01: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
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中苏“十年论战”，目标是批判“苏修”，但我们国内是把这作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来对待的，进行全党和全民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第三，“十年论战”，苏方有错，我方也有错。我方错在“左”，“十年论战”加十年文革，我们有20年是以“左”为指导思想的。
第四，对于十年文革已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而对“十年论战”尚未有全面系统的总结。
第五，近年来有一种文革思潮回潮现象。现在疏理“十年论战”的教训，目的是在于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经常警惕各种形式“左”的思想倾向的出现，坚定“主要是防‘左’”的立场。
本文根据部分史实，对“十年论战”作些探索和评议。评议并非结论，只是表示了作者的一些看法。
一、中苏“十年论战”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一）“十年论战”虽然主要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但涉及所有共产党。从而促使国际共运大分裂，使国际共运迅速进入低潮。（二）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注意力集中于论战，错过了科技革命带动起来的经济发展黄金机遇期，经济发展滞后。（三）论战触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动。中苏关系破裂，美国介入，形成“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四）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维护了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并使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活跃起来。（五）就中共来说，论战是在“左”的思想越来越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我划线”和“以苏划线”，除批倒苏修之外，还打击“一大批”，孤立了自己。（六）我们错误估计形势，认为“帝修反”要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因而得出“要准备打仗”的结论。
二、我方在论战中的主要“左”倾观点
论战有一个发展过程。论战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算起。当时主要争论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1960年之后，争论在理论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全面展开。从“二十五条”到《九评》，论战进入高潮。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常委会讨论苏方2月21日来信，决定由写作班子起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共中央复信于3月9日发出。3月3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复信之复信。4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30日复信。毛泽东指出，从苏共中央这封长信来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我们要系统地阐述我们的观点，提出什么是国际共运应当采取的总路线。
6月中旬复信经过两个多月的修改后定稿，于6月17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标题，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总路线的建议共有25条，因而也被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也为《九评》打下了基调。1963年7月6日到21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即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公开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8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指出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写作班子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指示，发表公开文章，全面评论苏共《公开信》，因共为九篇，故称《九评》。原来准备写十篇，即十评《公开信》。但是《十评》没有写成，因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14日下台。毛泽东于11月18日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并指示写作班子起草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定稿后于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发表。
（一）“二十五条”对国际共运总路线、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这“二十五条”，从现在来看，就是我党要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二十五条”批判了苏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的“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纲领。在此基础上，到文革时期，提出“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即认为世界革命中心，由德国转到俄国，现在已转到中国。形成国际共运的“三个里程碑”，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在国内，强调“阶级斗争”，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谋求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但从他的激进思想出发，要求“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早些快些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又把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未经实践验证的做法以至空洞的设想，都视为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我们自认为这一套东西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并且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出去。
（三）对战后国际形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缺乏准确的判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10年恢复，在科技革命的引领下，经济有了发展。资本主义从大危机和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改变了完全放任自由的发展模式，代之以带有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阶层采取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及措施，实行广泛社会福利政策，缓和劳资矛盾和社会矛盾，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社会结构和阶级及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依然拘泥于列宁的论断，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战后的变化。
（四）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论战开始时，我们提出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和做两手准备的思想。但随着论战的展开，我们对战后社会主义力量作过高估计。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派都列入打击的对象。之后，我们又错误估计形势，把新的世界战争描绘得过于严重，说成战争已迫在眉睫，丢掉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