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思想路线”之嬗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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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不同表述和发展进程。虽然这些表述的本质没有什么差别，但其所体现出来的时代寓意却各有不同，这种不同，一则反映了党的思想路线之嬗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二则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时代蕴涵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64-04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90年来，党的“思想路线”历经萌芽与提出、确立与发展、坚持与曲折、恢复与创新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不同表述。这些表述，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而且也体现了这两者的逐步统一。
一、思想路线的萌芽与提出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孕育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过程
从1921年7月党的成立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第一次结合的孕育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路线也从孕育萌芽进而明确提出。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初步孕育过程，也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孕育时期。这一时期，处于幼年的共产党基本上只能遵行共产国际、苏联的有关意志和决定，没有也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往往不得不生搬硬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共产国际、苏联的本本。国民革命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种被动贯彻共产国际、苏联路线的结果。当然，这一时期，共产党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尝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或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表明党的思想路线在实际中已经开始孕育。
从1927年土地革命开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初步提出思想路线基本概念。土地革命开始后尤其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后，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他越发认识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可是红军中、党内却存在着以教条主义（当时叫“本本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错误思想，他们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219这个真理，指责“调查研究”为“狭隘经验论”，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或唯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挫折，对此如果不加以清除，就会影响革命事业的前途。1929年6月，毛泽东在分析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种种错误思想的原因时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那些错误的思想，“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2]74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提出了“纠正主观主义”的问题。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3]116从而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在这里，“从斗争中”，是说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是说不能照搬照抄，而应该有创造性。这是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运用和体现。
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核。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党从幼年走向了成熟。为了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7、8月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更加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批评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提出做了理论上的进一步论证。他指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3]312他认为，“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4]533应当“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5]801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4]312他说：“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5]943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而且明确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说：“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4]662－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