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党的甄别平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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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中共中央开始启动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我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对“大跃进”以来多次“反右倾”运动中所犯扩大化错误的初步纠正,是国家全面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国内政治生活的稳定乃至国民经济的恢复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本文拟对“大跃进”之后党的甄别平反工作作一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缘 起
1958年“大跃进”运动发动以来,党内党外进行了多次“反右倾”的批判斗争,包括1958年的整风补课、“插红旗、拔白旗”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和1960年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化错误,一大批干部、党员和群众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被当作“白旗”拔掉。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大跃进”运动期间,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共807万人,其中党员、干部433万人,群众374万人。而这些受处分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大多数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到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而且这些“左”的错误批判,严重破坏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使人们在思想上发生了混乱,助长了不讲、怕讲老实话的坏作风,并对经济建设上“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加剧,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的错误倾向,最终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陷入了严重困难之中。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对农业、工业进行了初步的调整。但是,由于多年来“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有些僵化: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看到了困难的严重性,也认为需要调整,但是怕戴右倾的帽子,怕被说成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因而不敢大胆进行调整;还有一部分干部鉴于历史的经验,怕政策多变,畏首畏尾,对调整采取观望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因此,“八字方针”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除农业状况有所好转外,整个国民经济形势仍很严峻,矛盾和问题继续暴露。很显然,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和社会上许多人怕被扣上“右倾”帽子的恐右心理,否则就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
于是,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对过去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和平反的工作就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在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承认1959年的“反右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他说:“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就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他还进一步说:“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如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跟我们现在的60条比,他就是完全正确的,他有先见之明,比我高明,但是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要坚决给他恢复名誉,我们要承认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工作会议于6月1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作了如下规定:“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判和处理得正确的,应该加以肯定,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就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的处分,应该交群众审查。至于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在内)进行的批判,应该在适当场合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的,还应该纠正。”由此,党的甄别平反工作便拉开了序幕。
开 展
(一)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甄别平反
甄别平反的工作首先是从党员、干部开始的,并且重点是农业战线。这是因为“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一切措施成败与否,首先取决于农业的恢复工作能否有人去抓,农业能否增产。然而农业战线上的甄别平反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这是因为农业战线上的甄别平反与“三面红旗”的关系过于敏感,过去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罪名大多是所谓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关于甄别平反的通知,但并未对“左”的错误进行认真的反思,党的政治生活仍然不正常,而且许多地方也没有传达前述毛泽东同志关于甄别平反的讲话。所以,地方上多抱着“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听了报告等文件,有了文件等经验,有了经验等条件;看上级还有啥“新精神”,看别的地方动不动,极左的影响一时积重难返。正如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非易事一样,纠正干部问题中的“左”的错误、落实甄别平反的政策也很困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深刻反省了大跃进的错误,将大跃进定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提出要对“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必须按照1961年6月15日中央《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规定,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妥善地加以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对于这项工作不够重视,进行得不够迅速和认真,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态度,必须立即改正”。毛泽东在大会上也作了检讨,他指出:“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他还自我批评道:“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次大会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对正在开展的甄别平反工作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同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常委会工作会议上再次突出强调了甄别平反问题,他认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要求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