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报总编眼中的省委书记
时间：2021-07-10 20:11: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朱厚泽同志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对贵州政界的许多人来说，是意料中之事。
那是1982年隆冬季节，中国的政治气候却是春意盎然。那年9月，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向党的十二大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改革开放大业方兴，全国充满生机与希望。大批年轻有为、经受考验的知识型干部被推上各级领导岗位，贵州也启动省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在省委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名单中，我看到朱厚泽的名字，当时他是中共贵阳市委副书记。地市要员参加省委文字工作班子，朱是唯独一个。那次我也被抽调到起草小组工作。第一次开小组会时，走进省委大楼三楼小会议室，人尚未到多少，只见厚泽已坐在临窗的一张沙发上。因为我们是老熟人，便走到他跟前笑问：您好守规矩，早早就来了。他笑答：咱长期呆在市里，得老老实实向省里秀才们学习啊!他说话总是那么诙谐调侃而表情又一本正经。我也半开玩笑地说：您是想提前接触一点省里干部吧。我的意思是：今天到会这些人员，不久都将是朱的手下。大约他听出我的潜台词，微笑不答。确实，这个小组集中了省委、省政府许多资深的参谋幕僚人员，也算省里高层秀才班子。第一次小组会讨论了什么，如今己茫无印象。记得大约有老同志何仁仲参加，他不时总说：“厚泽要多发表高见呀!”依我记忆，似乎厚泽很低调，没有说什么“高见”。这个起草小组是第一书记池必卿亲自抓，副书记苗春亭分管。第一次会议，池与苗都没参加。
此次会后，再没见到厚泽的身影了。大家都知道，他要高升了。果然，12月底(据查：12月28日)中央通知来了，任命朱厚泽为省委书记兼秘书长，名列第一书记池必卿之后。关于这个任命，当时还在小范围流传着一个戏剧性的内幕新闻。据说，省委上报中央让朱厚泽进省委常委班子，中央接省委报告后，打电话来直接找池必卿问：朱厚泽做省委书记行不行?池答行!又问：把他的位子往前挪一挪，名列第二行不行?池必卿是十分开明的老革命，一听就知道中央准备让朱厚泽过渡接班，便立即表示赞同。池还说：还可以把他排在我的前面。事后，知情人告诉我，给池必卿打电话的是宋任穷，他是中央分管组织、干部班子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确实，朱厚泽那时呼声很高。年初省委民主推荐省级后备领导成员时，他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就以最高票入闱。他进的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是党中央为考察选拔新生力量而专门开办的一个班，时在甘肃工作的胡锦涛也是那一期的学员。那期学习班共分4个支部。朱厚泽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党龄较长，成为班里支部书记之一．颇为党校领导和中央组织部“伯乐”们所注目。1982年7月20日，中青班结束前，胡耀邦总书记约中青班全体学员到中南海座谈。耀邦招呼学员们“勇敢些，朝前坐嘛!”朱厚泽大大方方地径直坐到耀邦身旁。他思想解放，谈吐敏锐，大约给总书记留下良好印象。这些当然都是不入正史的“稗官”轶闻。但也许因此能保留一点细节，比干巴巴的官史更显真切。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颗新星在贵州政坛已是呼之欲出了。
二
朱厚泽是建国57年来贵州省委书记中第二个黔籍人。
从1949年11月14日贵州解放到现在，历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或称第一书记共15人，除周林、朱厚泽外，均外省人。周林是老资格职业革命家，早期出去从事革命活动，南征北战，长期不在贵州。1950年8月从上海调回原籍，担任省里重要领导职务达14年，其中主持全省党政工作10年，是贵州主要领导人压期最长的一位。朱厚泽是贵州立生土长的新生力量，从1982年12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1985年3月任第一书记，到1985年7月调京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存省委工作时间仅两年零八个月，是历届贵州省委书记任期最短者。
朱厚泽是贵州省织金县人，1931年生，出身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与王若飞等在贵阳同学于贵州开民主风气之先的达德学校，朱厚泽也曾在这个革命摇篮渎过书、教过书，他的亲人中有地下党员，革命烈士，进步民主人士。为要了解朱厚泽，有一篇文章很值一读。那是1996年4月朱厚泽为怀念他去世的亲姨母而写下的《忆二姨》，它把我们引回到那久远的年代，引进那朱厚泽成长的社会历史背景里去。下面是它的全文：
“我是一个童年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三位姨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占有很重的位置。我是从她们那里得到母亲的爱的。
二姨是母亲姐妹中的长者。母亲去世时她与我们并不住在一个城市。但每年总要从成都给我和姐姐寄食品和衣物来。特别是寄来的成都皮鞋，对我是多么宝贵啊。那时的贵阳是一个阴雨连绵，遍地泥泞，冬春寒冷的城市，有一双皮鞋保暖，上学时脚不会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它使我在孩子中感到自豪。大概是一九三八年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后不久，二姨回来了。她在破碎烂瓦、颓垣断壁的家乡，看望失去了母亲的姐姐和我，叮嘱我们好好学习。她在贵阳有过不长的停留，然后留下小表姐淇姐在贵阳和我们在一起上学，又匆匆跟随她少年时在贵阳达德学校的老师、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到云南蒙自草坝从事乡村教育去了。
可能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黄老先生在云南蒙自开辟的乡村教育只办了不到两年，又领着他的学生们回到贵阳，二姨回母校达德小学担任校长。
这时的达德学校已因躲避空袭而迁移至南郊乡下摆郎庙，教室设在庙里东西两厢，老师学生分别住在附近农村的农民家里。二姨既管教学、行政，又要照顾居住分散的学生的生活。从早到晚，忙得没完。但她还是惦记着我，把我接到身边。衣食住行，读书做人，全都管了起来。不久，又把快要分娩的五姨连同小表妹姜敏、表弟自强一起接来摆郎随她同住，一起照顾。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特别是学校教职工的生活，都很清苦。二姨以她微薄的薪金，养活这一大家人，是很不容易的。在两个姨母的照管下，我们几个表姐妹，除了上课，与农民的孩子们一样，拾柴、生火、提水。洗菜……什么都学者做，晚上再围着油灯做作业。我们家的邻居，是黄老先生的夫人和孙辈晓菜、晓苏、晓同，两家互相帮助，孩子们一起上学、劳动、玩耍，唱延安传来的抗日歌曲。星期日有时进城，我们就学着大人一样，穿上农民打的草鞋，步行十几公里，直到小脚也打出水泡……这是我的小学生活中最愉快、最难忘的时期。在两位姨母身边，我重新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和爱。
听说是由于一个担任国民党高官的原达德学校学生的忠告，黄老先生不得不先期离开贵阳，去了重庆。不久，一个突然的打击从天而降，把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打断了。
二姨的爱人、王定一伯伯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全家都沉浸在焦虑中。二姨肩负着学校和家庭双重的重担，在这突然的打击面前仍然坚强地站立着，没有倒下。她四处打听到王伯伯的下落后，带着我去探望。但我们从未见到过王伯伯本人，只是由狱里的人把东西收下，就让我们走了。当我再次又随二姨带着王伯伯喜欢吃的东西送去时，狱里的人却只是摆手说：‘不要再送来了，他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只见两行泪珠从二姨的脸
上直流下来，没有一声哭泣。我完全不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紧紧拉着二姨的手说，问他们把王伯伯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