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中苏论战中的对外关系总路线问题
时间：2021-07-10 20:11: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中苏论战激烈争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总路线问题。发生这一争论的理论原因在于，中苏两党坚持了不同而偏颇的关于时代环境的观点，造成了深刻的路线分歧。
关键词：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总路线 和平共处 民族解放运动
20世纪中期的中苏论战，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总路线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这一论争所涉范围广泛，意义重大。细致考究就会发现，尽管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于时代环境的理论分歧是基本原因。在中苏论战发生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深刻地汲取其中的理论教训，无疑是适时和重要的。
一、苏共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总路线及其依据
二战后，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重大发展和作用的巨大增强，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社会主义方面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制约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引导世界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苏联和帝国主义美国的斗争结果[2]。战后出现了热核武器，其破坏力甚至危及人类生存，原子弹不遵从阶级原则[3]。其逻辑思想就是：一方面社会主义等力量已经第一次强大到能够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另一方面热核武器的惊人破坏力，资产阶级明智之士已经认识到了，因而愿意和平，无产阶级更应该将防止核战争作为首要任务。
据此，苏共宣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总路线只能是和平共处，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它大声疾呼：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通路，是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4]，在核时代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依凭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它宣称：和平共处是列宁的原则；坚定地奉行这项原则，能够揭露、削弱帝国主义阵线，孤立其好战分子，争取到世界和平；很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和民主的发展[5]。
这里需要指明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战略的主要区别。总的说来，列宁在奉守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的时候，苏联并没有完全放弃作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的信念，还保有以我为中心，支持、推进世界革命的进攻性战略。而赫鲁晓夫则更多地奉行以我为中心、吸引世界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和平推进战略。
二、中共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总路线及其依据
中共指斥苏共和平共处总路线是与列宁和平共处政策根本对立的，是片面的。理由是：它根本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原则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取消了社会主义国家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运动的国际主义义务，反对那里的人民革命；取消了社会主义国家间互助合作的国际主义关系，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充当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粉饰帝国主义，调和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本不能调和的矛盾，散布核恐怖思想，鼓吹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从而麻痹、恐吓人民革命斗争，方便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结果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5]。中共揭露，美苏合作才是这条总路线的灵魂[5]。
同时，中共鲜明地提出了对立于苏共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总路线：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6]中共提出的总路线也密切地联系着它的时代观。
中共认为：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四类矛盾必然引起各国人民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在革命中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和平竞赛只能起到示范、鼓舞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能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6]。中共指出：战后，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等革命力量空前增强，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却大为削弱，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坚持和平共处的政策下，更加坚实地支持和更加迅捷地推进世界人民革命[6]。中共还指出：核武器的出现不能消除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时代性质，不能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依靠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能够制止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6]。
应当看到，中共所制定的总路线也受到下述重要因素的影响：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共，走过长期坚决革命的艰难历程，比较苏共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作用，所以它特别强调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对于世界历史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加之当时面临抵抗美国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严峻局面。
三、中苏两党对立的对外关系总路线的得失
中苏两党奉行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总路线，留下了许多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
20世纪中期赫鲁晓夫竭力推行和平共处总路线，确实缓和了“冷战”世界的紧张局势，有顺应时代潮流的一面；在争取和平旗帜上，苏联较西方取得了主动地位；适应了苏联其时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对和平国际环境的迫切需要。
赫鲁晓夫敏锐感觉到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力图把握这一新机遇，以求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来求社会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快速胜利。这些认识折射出赫氏其人在战略问题上的一些远见卓识。但是，他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从理论原则到方法策略，发生不少错误，给人以无原则妥协和乞求和平的印象。他似乎难以透视帝国主义的本质，拔高了和平攻势的历史地位，有把复杂、激烈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间的替代、对立、共处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简单化、田园诗化的偏向。作为其重要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的关于核武器作用的观点有偏颇之处。特别是其恶性复现俄罗斯大国主义的毒素。凡此种种，都给中共口诛笔伐苏共和平共处战略以充足的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