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
时间：2021-07-10 08:02: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国家自主性;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回归国家学派
[摘 要] “国家自主性”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流行的一个概念。马克思在提出国家的工具主义性质和规律的同时,也指出了国家自主性现象。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查斯和密利本德系统地论证和发展了国家自主性理论,认为国家自主性是一种普遍而非特殊的现象。深受马克斯•韦伯国家观影响的“回归国家学派”进而认为,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系统,本身就具有自主性。不仅如此,国外社会科学界还发展出“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就这样,“国家自主性”从一个概念演变为一种研究路径。
[中图分类号] D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5-0046-07
“国家自主性”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解释力很强的学术概念和国家理论,马克思可以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先驱。马克思的国家分析多是针对现实政治的即时性评论,没有形成系统的专门著作,这使得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没有内在完整一致性的国家理论。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和流传甚广的是工具性国家理论,是一种鲜明的社会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并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对化。事实上,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国家的复杂性,还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以分析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社会的自主性行为。沿着马克思的国家自主性观察,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流派的学者丰富了国家自主性理论,并形成了不同于社会中心论的国家中心论。
一、马克思对国家自主性的观察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论的基础上考察人类历史,总结出了社会中心主义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即国家的形式与行动源于市民社会/生产关系领域,国家是市民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中的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中,国家作为凌驾于市民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之上的力量并未完全表现出工具性,有时甚至不顾统治阶级的诉求而采取行动。马克思与恩格斯注意到国家的这种自主性现象,对此作了描述与分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波拿巴通过行政权对议会立法权的控制,攫取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力,从而使国家摆脱了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控制,取得了相对于社会的自主地位,这与此前的国家形态差异很大。法国政治斗争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第二共和国向第二帝国的过渡,国家在第二帝国时期最终赢得了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它“已完全脱离社会……它不再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政权在第二帝国得到了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对生产者的统治的必要条件”。[1](P92-93)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取得独立地位的波拿巴国家想要扮演整个社会和一切阶级的保障者角色。但是阶级利益是相互冲突的,波拿巴国家无法保障所有阶级的利益,只能是不断损害各个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国家之所以能够摆脱工具性角色,取得相对于社会的自主地位,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首先,与市民社会和议会权力相比较,法国的行政权非常强大,这使得包括经济统治阶级在内的市民社会很难通过议会对行政权加以制约,国家的自主性能量逐渐积累起来。其次,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各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形势为波拿巴国家赢得自主性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无法取得绝对的政治统治地位。就这样,国家最终赢得了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经济统治阶级失去了议会主导权,从而无法制约国家权力。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2](P676)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种由于阶级制衡所形成的自主性国家现象称为波拿巴主义。
① 普朗查斯所谓的生产方式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所构成的经济形式,而是一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形式及其上层建筑的结合总体。
马克思既总结了工具性国家理论,又注意到了国家的自主性现象。但是,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性国家理论兼具规范性与经验性,而其对自主性国家的认识仅是一种经验性观察。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将自主国家现象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现象,不具有历史普遍性,它被视作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之间的特殊过渡形式,仅是一种临时性产物。而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发展出了较为系统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他们试图突破僵化的工具性国家理论,将相对自主性视为国家的固有特征,而不仅仅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
二、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拓展
20世纪后半期,西方世界的变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工具性国家理论开始形成挑战。西方国家在总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了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制定了一系列限制贫富差距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完善,民主范围逐步扩大到所有成年公民,工人阶级广泛参与了国家政治。新马克思主义者明显感觉到工具性国家理论对这些政治状况的解释力度不足,于是更加关注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性国家论述,发展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其中以尼科斯•普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和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的理论为重要代表。
(一)普朗查斯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
普朗查斯继承和发展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思想,认为生产方式①是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部门或环节构成的一套复杂整体形式,经济环节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但是经济环节并不总是统治环节,不同生产方式具有不同的统治环节;经济环节的根本决定作用体现在决定某一生产方式中统治环节是什么;经济环节以外的其他环节具有相对于经济环节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普朗查斯强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即资本主义国家独立于社会统治阶级的自主性。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相对自主的行动主体:它具有阶级性,最终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又不仅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简单工具,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满足被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要求,也可以违背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制定一些有利于被统治阶级的法律与政策。
普朗查斯认为,相对自主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国家不单单是一种统治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定名为波拿巴主义,并视其为社会阶级势力平衡状态下的一种暂时性特征,这种解释很不充分。后来的葛兰西在其论述凯撒主义的著作中试图将波拿巴主义现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凯撒主义类型,这同样无法解释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具体现象。普朗查斯认为,要真正理解波拿巴主义现象,就必须将相对自主性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身特征。国家相对自主性不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暂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特征,不能将其化约为阶级力量平衡的产物。普朗查斯批评以往的政治理论低估了政治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即“政治丧失了其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相对自主水平的特性。”[3](P295-296)它们没有为政治与经济划定严格的界限,忽视了政治作为独立领域的特殊性,其结果就是国家无法在理论上脱离经济而呈现固有的相对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