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原则的悲观屈服与无边的想象之间
时间：2021-07-09 00:02: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主流政治学理论中有两种错误认识：一种屈服于现有的无政府主义国家体系和全球化资本主义进程，认为面对现实中对环境不负责和生态不敏感的国家我们无能为力；另一种认为国家本身就是环境问题的根源而非解决之道从而主张消解国家。艾克斯利称第一种认识为“无原则的悲观屈服”，第二种认识为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式的“漫无边际的政治想象”。艾克斯利提出绿色国家理论试图在二者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实现国家的绿色转型潜能。构建绿色国家的途径是生态民主与主权的绿色进化。生态民主以具有不受限制、包容性和社会学习特征的审议民主为手段，从道德、认识论、政治和制度四个层面对既有政治观念和实践提出了深刻的挑战。为了应对现实交往中的权力失衡与扭曲，艾克斯利提出生态民主实践中参加审议的政治代表多样化原则与纳入了非人类中心主义考虑的预警原则。在跨国层面，绿色国家理论基于受影响原则试图打破公民共和主义归属界限和哈贝马斯的身份界限，实现国家主权的绿色进化。绿色国家理论在价值追求上秉持一种激进的生态主义立场，但是在实践路径上它却提供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呼应了绿色国家理论的主张，绿色国家理论也为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生态无政府主义；绿色国家；生态民主；主权；主权绿色进化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罗宾·艾克斯利教授1992年发表专著《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走向一种生态中心论的方法》，首次提出“生态中心主义的政府”概念，并在2004年发表的论著《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中系统阐述了批判性政治生态学范式建构的绿色国家理论，在西方环境政治领域引发讨论。2012年，北京大学郇庆治将《绿色国家》列入“环境政治学译丛”作了译介，使绿色国家理论在我国环境政治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无原则的悲观屈服与无边的想象
艾克斯利认为，在环境政治理论中存在着两种极端的错误倾向，一种是对现实的无原则的悲观屈从，一种是漫无边际的政治想象。主流环境政治理论对现实的悲观屈从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强调国家对权力和经济的屈服，否认国家主权和国家体系绿化的可能和希望；二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强调国家政治对市场的屈服，认为国家政治摆脱不了经济主导的宿命。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体系，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作为霍布斯式的国家体系中的成员，无法采取明智和生态化的管治而是专注于安全议题，为了自身安全和发展持续争夺稀缺资源，因而环境议题也将被置于国内政治的边缘地位。不同于现实主义者以权力为基础的霍布斯式的分析框架，新自由主义则基于洛克式的利益分析框架将国家视为工具理性计算的自利主义者。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国际社会及其合作协定都只是功利和实利讨价还价的结果，多边环境协议和行动计划最多只是国家的辅助性目的而非国家存在的根本性理由。
关于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的认识，艾克斯利认为无论是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是德赖泽克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潜能的论述，都过于突出对国家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甚至经济力量被刻画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逻辑和根本性的国家行为逻辑，这种力量驱动着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资本积累与生态破坏，也损害着国家的政治自主性。
一方面，是环境政治理论家们屈服于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对国家的权力假设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利益假设，且承认国家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经济逻辑，从而最终无奈地接受全球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和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破坏。另一方面，是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绿色自治主义者的“漫无边际的想象”。持这种立场的理论家们不承认国家（不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可以成为系统地把追求可持续置于优先地位的政治实体。作为高度集权的官僚化的权力中心，国家依赖强制和行政律令得以组织和运转，而生态无政府主义追求的绿色公共领域是去中心的、没有权威或组织支配的领域。基于反国家主义的立场，生态无政府主义不相信国家可能成为生态托管者或生态拯救者，相反，国家本身就是生态恶化问题的原因。因此，消解國家及其等级制度建立去中心的、区域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才可能是生态危机的出路。
艾克斯利援引赫德利·布尔的观点指出，生态破坏等问题先于国家体系而产生，它们未必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失。1而且，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作为主要的社会与政治权力场存在，既有政治的绿色转型都将与国家密切相关。鉴于生态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依循生态无政府主义消解国家的政治想象，显然不如改进现有国家管治结构，使国家权力更加民主和在生态方面更负责。对艾克斯利来说，改进现有国家管治结构的具体路径，实现生态无政府主义的“漫无边际的政治”与生态资本主义的“对现实的悲惨屈从”之间的适当平衡1，就是建构绿色国家。
二、绿色国家何以可能：生态民主与主权的绿色进化
自由民主国家的局限性是绿色国家的起点。自由民主制基于自由主义关于自我的原子式本体论假设以及对个体私利理性行为的洛克式认可，将人类和自然简化为个体自我实现的手段，使得自由民主制在本质上很难成为一种生态上负责任的体制。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确保国家对社会成员的竞争性偏好的同等尊重，避免因追求生态目标而导向奴役制，国家不应保证每一个人的绿色生活，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赞成绿色价值，或者以同样的方式看重绿色价值。2表面上看来，自由民主制并不试图去规定或改变人们的偏好，但实际上自由民主制展现了一种对某些私人利益的偏爱和对公共环境利益的整体偏见。因为处在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和阶级总是掌握更多游说和议价资源，使他们能够在文化和政治舞台上造成一种“偏见动员”。包括环境公共利益在内的不确指的公共利益概念，在面对少数组织成熟的利益团体并涉及明确的财富政策后果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据此，艾克斯利断言自由民主制只能走向一种弱的生态现代化，它的决策往往疏于审视强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而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生态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