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反帝”的由来及确立
时间：2021-07-06 08:02: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一直以来被赋予多种阐释，其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存在并不断被强化着。事实上，五四运动“反帝”的概念是伴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而逐渐为人们接受的，其间历经瞿秋白、毛泽东等众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不断阐释并最终在毛泽东那里得以确立且广为传播和使用，直至今天。
关键词：五四运动；反帝；由来；确立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2－0185－04
或许中国现代历史太缺少光彩，五四运动尤其显得夺目一些，也因此生发出多种不同的阐释。其中“反帝反封建”革命性质的阐释一直以来作为一种主流意识而存在并为我们所沿用。但是，在我们习惯性使用这样的概念时，却往往忽视或并不清楚其中“反帝”意义的由来以及确立的过程，即便偶尔涉及也是语焉不详，本文试对其作一定的梳理和阐述。
一、“反帝”的由来
(一)“反帝”的“舶来品”身份
“反帝反封建”已经作为一个常用词组频繁为我们所使用，殊不知它还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其中“帝”即指帝国主义，理论上应该说它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而且这个词并非原产于中国而是经由日本输入中国，在中国最早见于1895年日本学者浮田和民(1858－1945)的《帝国主义》一书的译本，稍后，1902年赵必振又翻译了日本学者幸德传次郎(1871－1911)的《帝国主义，二十世纪的幽灵》[1]。列宁主义中所阐释的帝国主义主要吸收了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和1910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观点。列宁在1915年《社会主义与战争·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二十世纪才达到的。”[2]670。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2]716。并最后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作了进一步的完善[2]738。五四时期，“帝国主义”开始逐渐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1919年2月10日出版的《国民》杂志上，李大钊曾这样写道：“日本人提倡的泛亚洲主义不是一个民族自决的理论，而是帝国主义征服弱小民族的理论。”列宁的著作最先出现在中国的刊物上是在1919年9月1日，当时的半月刊《解放与改造》发表了他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与要求》。不久《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他在苏共八大所作报告的一部分，题为《民族自觉》。此后，在1920至1921年间，他的文章被源源不断地译介到中国，前后大约有10篇。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了远东和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在1920年7月开始的二大正式会议上得以通过和确定[3]。
(二)“反帝”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随着爱国政治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启蒙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逐渐跌入低谷，甚至连一般知识分子也深感以“立人”为主题的启蒙主义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的软弱和无力，因此他们的目光不知不觉中转向了收效甚快的政治救亡和阶级翻身运动，新文化阵营也在这种冲击下率先走向分裂，特别是其主将陈独秀携《新青年》南下，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扶植和帮助下，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了总书记，由此开始了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革命尝试。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和三大的会议精神，中共二大于1922年召开并确立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近期奋斗目标。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积极地进行着革命工作，并努力扩展和积蓄自身能量，但是这样的“星星之火”显然无法满足苏共及共产国际的“革命速胜论”，寻求新的战略合作伙伴成为他们的又一指导性的方针。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护法运动接连失败后，虽然在广州成立了与北方政府对立的军政府，但因与军界首脑人物“志不同，道不合”，又遭遇多次寻求外力资助而不得的尴尬境地，革命斗志正值低潮时期。在这样特定的历史境遇下，苏共抛出了颇具诱惑的橄榄枝，孙中山也颇感欣慰地找到了“平等待我之民族”，二者一拍即合。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中共三大于1923年召开会议，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全党加入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阵营，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运动。接着，1924年国民党一大也如期召开，会上也正式确定中国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样，在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的同时，关于帝国主义的革命理论也相应地为中国的革命政党所接受，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任务的漫漫征程。
二、五四运动“反帝”革命性质的确立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阐释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阐释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五四爆发不久后撰文说：“国民发挥爱国心做政府的后援，这是国家的最大幸事”。[4]党的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撰文说：“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5]1后又进一步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5]101看得出，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已经显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不过他所言的五四运动仅是一种狭义上的理解，其中并没有包括新文化运动。张太雷后来也明确道：“迨至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民族运动入了他的第三期。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6]1938年，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出狱后对五四运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认为，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民主革命是辛亥革命开始的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卖国贼；反对旧伦理的束缚，促进思想和妇女的解放以扫除封建残余；促进科学，破除迷信，推动工业建设；反对文言文学，促进以白话文作为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