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为何混合式方法论路径更适合中国
时间：2021-07-05 20:02:5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者简介〕乔恩•R.泰勒，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美国休斯顿 77006-4626。
〔译者简介〕许 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摘要〕 中国的政治学，与这个国家一样，从十年的动乱中走出来，又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声望与严谨性方面都有快速的进步，并正准备争取它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合理地位。那么，我们应期望中国产生何种政治学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政治学是否应当模仿一种美式或西式研究路径？或者，它是否应该大胆地采用一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或许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国政治学政策和学术内涵的探讨，中国政治学追求一种混合式的研究路径，它给予问题导向式研究和理论导向式研究给予同等的重视。
〔关键词〕 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实证主义;混合式方法
〔中图分类号〕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012－06
一、引言
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政治学越来越重视其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意义。同样的，中国政治学也有相似的关注，它认为其社会价值是评估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要务，并聚焦其上。中国政治学应当追求一种纯粹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研究路径，还是像公共行政管理那样采纳一种更为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偏向多元主义的研究路径呢？我认为，一种集问题导向研究和理论导向研究为一体的混合式研究路径，也许更适合政治学学科与中国。
在美国政治学开设的学科课程中，几乎每一份调查都指出，现代政治学受哲学、科学、现代美国高级教育系统、个人行为以及政府反应研究的综合发展的影响。这句话意在厘清如何通过改善和规范美国社会来解决其社会问题，在用语上包含着数学味的统计学分析。自20世纪早期以来，政治学学科在许多方面——既有好的也有坏的——都采用了一种完全美式的研究路径。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和公共行政等研究领域，到城市政治、理性选择等次级领域，美式观点主导了政治学。
美国（以及西方）政治学在认识论上都是多元的，研究范围也很广泛。当一些学者力求对政治现象构建宏大的理论时，大量的美国政治学家却将他们的关注点放在一些特定政治现象下的微观-中观问题上并力图据此发展出理论。这种劳力的专门化与分工，与既定课题的复杂性相结合，导致了政治学学科内大量的领域划分（实际上已成割据之势）。
美国政治学在研究领域上的划分（美国政治、公共行政、比较政治、及其他等等）只是其学科分化的一个最典型表现。其结果是，学者们常常发现自己的工作被所研究的次级领域、制度、国家和理论，以及他们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目标分门别类。
政治学学科是规范主义、历史主义与科学的独特混合体。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调查、鉴别、说明与解释真实政治世界的经验事实。一些研究含有实用主义的政策暗示，而另一些则增加了我们关于政治世界的观念理解、拓宽了学科的背景知识。追根溯源，政治研究在东西方都是古已有之，而作为学术性学科出现的政治学则仅有百年历史。而且与公共行政不同，现代政治学是在一种学术背景而非实践背景下兴起的。
由于这种基础性背景，美国政治学竭力在其学术背景之外发掘自身价值。除了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以外，学科的许多关注点都脱离了社会，并失去了实践应用性。更确切地说，学科选择了一种内化型的狭隘的学术观念：研究集中于政治生活那些神秘不可知的方面，从评估选举预测模型中的各方力量，到牵强附会地评析中世纪著作家们对大型城邦联邦制度优势的看法，再到冷战前普力夺政权（praetorian regimes）“普力夺政权”是亨廷顿在《变革中的社会政治秩序》中用的一个英文术语，中文译者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大概是说社会各阶级各集团都走极端，都轮流以暴力夺权上台执政，社会长期陷于动乱动荡，无法达至全社会所公认的正义与公平。——译者注中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性别角色问题。当政治学学者痴迷于上述或其他边缘性研究领域时，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是：以大学为基础的美国政治学将引领以大学为基础的美国社会学朝着学术区块化和不切题的方向发展。
公共行政，如同衍生它的学科一样，是一跨学科的实用性领域，这意味着其部分理论——即便不是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实践。其实用性还表现在，在缺乏自身健全的理论结构时，它从任何可能之地——通常从与它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寻找自己的主要观点，并借以解读政治制度、过程与结果。
二、永无休止的政治学争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近年来，政治学家们花了太多功夫来使本学科更加科学化，因此假定比其他政治知识来源更为优先，并且没有做足够的努力使政治学成为洞察重大政治问题之智慧源泉。”〔1〕美国政治学正进行着一场持久的非常严肃的内部辩论，即什么构成了恰当的研究。人们曾为此相交或反目。这场争论源自美国政治学的学科多样性。简单说来，纷争起于绝大多数美国政治学杂志中定性研究的缺失。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争论道，阐释和批判方法没能在出版上享有公平的机会，即便这种研究是按照严谨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实证主义者们的回答是，定性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达到内部和外部有效性的合适水准。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自二战后美国政治学便被行为主义主宰，行为主义颠覆了更多传统的分析政治与政府的方式。〔2〕在政治学中，行为主义的信条渐渐结晶为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被当作行为主义教条。索米特和唐能豪斯〔3〕指出，美国政治学受八条信念归导——即所谓的“行为主义教条”：
一是指政治学最终能成为一门科学，既可用于预测，也可用于说明；二是指政治学应专门或主要关注那些能够被确切观察到的现象上，如行为或言论；三是指数据应被量化，结论应依据于量化的数据；四是指
研究应以理论为导向并由理论决定（通常经由假设的发展而完成，这些假设可由经验资料验证）；五是指
政治学应为了研究的纯粹性而放弃应用性研究，不论这些研究将用于为当下社会的具体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还是改善项目风险投资；六是指价值（民主、平等、自由等等）的真伪不能科学地得以验证，已超出合理调查的范围；七是指政治学应当更加跨学科；八是指政治学应当更注意重视与批判自己的方法论。
批评者们很快发现，这个教条——美国当下的政治学范式——将许多有价值的、有趣的研究领域排除在外。〔4〕例如，教条假定个案研究是“不科学的”，不能为一般化提供基础，不能创造或建设理论，不能对政治知识的增长有所贡献，并甚至因此不被考虑刊登在一流杂志上，还不能当作博士论文选题。〔5〕事实上，对这种趋势持反对态度的人（所谓的“改革”运动）正随着学科日益朝着“政治的科学”发展而被边缘化。〔6〕
然而，以行为主义为目标的运动同样造成了学科内部的分裂，并将其从原来的社会需求上分离开来。〔7〕新的社会需求不是由学术性的政治学提供，而是由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等来提供——既通过以大学为基础的应用研究，也包括党派或非党派的政策智囊团。
例如，Barilleaux〔8〕注意到，美国政治学现在面临一种两难困境：继续沿着行为主义的路径前行，就会面对一些行为主义无从解答的问题，或者承认行为主义的局限性，然后通过复原对道德和终极问题的研究来恢复政治学的权威地位。在政治学学科内部，这一矛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处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