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时代的中国维稳变革探析
时间：2021-07-05 20:0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稳定是人类共通性的政治追求，维稳是一个政治体治理智慧与能力的重要体现，受转型风险社会与治理超大规模性的双重限定，维稳在中国政治现实中长期具有合理性依据。在中国长期维稳实践过程中，维稳理念、体制、机制以及技术产生扭曲，逐渐形成了在压力型体制下以刚性稳定为目标的运动与管控型维稳形态，这种传统的中国式背离法治化的维稳形态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甚至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维稳在中国的现实合理性。党的十八大以后，法治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主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政治顶层设计出台，标志着中国法治时代的到来，也在召唤一种新的能契合时代与社会发展的维稳治理方式的出场，这就是法治化的维稳，维稳朝向法治化变革能重新撑持其在中国政治现实中的合理性。
[关键词]压力型体制 刚性稳定 国家治理法治时代
[中图分类号]D6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16）01-0029-07
一、问题的提出
秩序与稳定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维持社会的整体秩序与稳定是现代国家、执政党、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一种共通性的政治追求。在一个变革急剧的风险时代，不稳定的可能性与事实都会长期客观存在，能否在不可能清除不稳定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有效消解威胁社会秩序与稳定的潜在风险以及将社会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出现失序与不稳定之后再归正，则是一个政治体治理智慧与维稳功力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变动、调整和变化，并且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段，在此过程中，切实挑战社会稳定的行为与事件以及诱发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都在增多，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且始终以民生为念的国家，维持社会的整体秩序与稳定对中国而言具有更显著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由此，不管是以历史还是发展的眼光来看，维稳都可以在中国政治现实中获得其合理性。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心力、人力、物力，探索、设计、采取了各种理念、思路、模式、手段用于维稳，但正如有的研究所示，我们国家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当然，这里对我国维稳投入与维稳产出关系的判定并不绝对准确，但也能总体上映照出我国维稳政治的现实难题，即维稳成效低。有研究认为我国维稳难题生成“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这一分析还是有较强说服力的。而处于一个风险时代以及中国治理超大规模性的限定，从根源上消解不稳定固然是最理想的，但寻求破解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增强政治体的治理智慧与维稳功力才是最可取的。这也就意味着要破解中国维稳的现实难题，关键在于变革现有的维稳思路和模式，而任何有效的变革都需要基于对旧有体系以及变革情境限定的准确把脉。因此我们需要首先阐释这两个问题：我国现有的维稳思路与模式呈现怎样的基本面相？变革的方向何在？由于任何变革都受时空场景规约，或者说带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要把脉我国现有维稳思路与模式的变革，还需要对这一变革的情境限定予以审视。
二、背离法治化：传统中国式维稳的基本面相
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们国家、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对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自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到1980年7月设立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到1991年4月《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T作的通知》的下发，再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履行好维护稳定这个第一责任”，维稳在我国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根本目标”，则是对维稳工作的最新定位和要求。由此可见，维稳是我们国家、执政党和政府始终面临的一项重大执政与施政任务和考验，这也表明维稳在中国长期具有现实合理性依据，在一定程度上，维稳已经是一项“有着中国特色、被提升到治国安邦层面、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重要工作”。而对于这样一项在中国政治中有着重要定位的工作，其开展也获得了从理念、体制、机制到技术的系统性资源支撑，而也正是由于维稳工作的特殊定位，在实践操作中，原本支撑维稳工作开展的理念、体制、机制与技术却迫于强大的政治性压力与功利考量而日益扭曲，使得我国维稳工作逐渐背离法治化。
（一）刚性稳定观：背离法治化维稳的理念基础
从理念层面来看，我们党和政府一系列正式的重要报告、决议、决定等文件以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众多场合中的讲话，都曾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关于稳定的看法、认知、论定，在中国政治语境下，这些都事实或将会成为我国维稳的主要理念资源，将极大地形塑维稳主体的稳定观，而稳定观的形成与确立是维稳行动的逻辑基点，不同的稳定观将导引不同的维稳行动逻辑。总体来看，我们党和政府提供的维稳理念资源主要是对稳定本身价值意义及其重要性的确认，是指导性的宏观阐释，并没有对稳定的操作化层面予以限定，这为维稳主体维稳行动的白主性创设了足够大的空间，但正由于政治顶层没有对稳定的操作化层面予以限定，而又鉴于稳定本身价值意义及其重要性的确认，所以中层和基层维稳主体在这种层级政治中基于理性与经验的判断，经常利用自身维稳的行动白主性扩大不稳定的认定边界，以至于最终只将某一种或特定几种情形视为是稳定的，形成一种固化的、刚性的偏差稳定观。这种刚性稳定观的表征及其挟至的后果，于建嵘教授在其研究中曾有所示：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一种刚性稳定，它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将执政者的政治统治权力是否受到威胁作为衡量社会是否稳定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日标，经常把一切民众利益的表达方式当成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都要采取一切手段压制或打击;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依赖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控制，具有非程序和非成熟的法制性。唐皇凤教授也认为：在刚性稳定的思维下，各级官员乃至整个政治体制对任何矛盾和冲突都极为敏感，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扣上危及稳定的“帽子”而遭到横加干涉，乃至野蛮压制。可以说，这种在刚性稳定观理念指引下，维稳工作对象与内容极易泛化，并且致使对之的处理方式经常演化为脱离法治化轨道的暴力压制或其他强制策略的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