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保障制度看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思潮的演变
时间：2021-07-03 16:03: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安排方面受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影响深远。本文分五个部分对一百多年来西方社会经济思潮影响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作一个回顾，以期提供一条脉络清新的研究线索。本文首先介绍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英德两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影响下的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起源和发展；接着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的关联；继而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英美两国在妥协与矛盾中对“中间道路”的选择；最后对目前美欧新保守主义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社会保障 民主社会主义 中间道路 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96-06
引言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安排方面受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影响深远。这一方面是规模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基金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合理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次序、国家政局和社会发展的头等任务所致。从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到贸易保护主义，从凯恩斯主义成为20世纪上半叶的正统经济学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盛行，再到20世纪末经济自由化的一定程度的回归，我们不仅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百多年来西方政治经济思潮的演变，而且能透过其理论的变迁来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轨迹。从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19世纪初期以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一种民间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是一种公共品而“搭便车”导致制度的创新不足。这样国家的干预可以提供持续的制度供给，这种强制型的制度变迁由于其规模经济而逐渐成为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主要方式。而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推行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政治等社会科学知识所提供的制度安排选择集合。本文主要分析这两者的关系。
民主社会主义、干预主义与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始于19世纪的工业化鼻祖英国，正式形成于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19世纪的英国和德国是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中的两个历史渊源。19世纪30年代英国制定了新的《济贫法》[1]，并且推行了“救济大量平民、失业者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保障措施。加之英国工人自发组织的友谊社提供养老等保障，这些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先声。但在当时，英国国民充斥着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式也以自愿为主，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故在1908年之前，英国始终没有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公共养老金计划，这样德国就后来居上。
德国的新历史学派提出要增加社会福利，主张由国家来制定劳动保险法、孤寡救济法等。继1883年颁布《工伤保险法》，德国相继通过几项法令，从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人社会保障计划。新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思想及其政策主张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型制度变迁的典型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全面发展，其转折点是最初发表于1942年12月的《贝弗里奇报告》[2]，它是英国及世界保险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思想渊源是新自由主义。报告提出：“国家对于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即由生到死的一切生活与危险， 诸如疾病、灾害、生育、死亡以及鳏、寡、孤、残疾人都给予安全保障。”而后英国政府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为纲领，先后通过了《国民保险法》(1946)等六项立法，构成了战后英国社会保障的新法典。从而使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完善并冠以“福利国家型”的称号。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工党作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纲领，同时制定了“政治自由、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和平等信念”等五大原则，并于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公开提出。经过这次会议，民主社会主义被传播到许多国家，不少社会民主党登上执政党地位后，即将福利国家的理论变为执政的纲领和政府的现实的政策。其福利理论流派及政策的主张如下：
1.福利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1920年写成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诞生。后来，在希克斯、卡尔多、萨缪尔森和黄有光等人批判和吸收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到20世纪50年代福利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为新福利经济学。尽管传统福利经济学以持有基数效用论抑或持有序数效用论为分水岭而有新旧之分，但大体上都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论证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及其例外；二是认可政府能够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从而实现某种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旧福利经济学中主要反映功利主义式的社会成员效用的最大化；而在新福利经济学中则反映为社会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作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确立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即经济福利将随国民总收入的增加而增大，同时，经济福利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当所有人的收入均等化从而使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时，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庇古认为，如果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经济福利就会增大，而收入转移的途径就是政府向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然后举办社会保障事业，补贴穷人，即用来发放失业津贴、社会救济、养老金、医疗保险、房屋供给等。这些收入转移将会增加穷人的实际所得。其论点为西方“福利国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
新福利经济学则提出了补偿原则和社会福利函数。补偿原则的基本思想是：国家的任何政策变动都将会导致市场价格变化，都会使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这是不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的福利原则的。应该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些收入以补偿那些受损者，如果补偿后还有剩余，就说明社会福利增加了，这样的国家经济政策才是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福利是全体社会成员所购买的商品和所提供的要素和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帕累托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仅是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其充分条件是收入分配的合理化。而所谓的合理收入绝不是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它归根到底是由某种道德信念来决定的。
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的阿马蒂亚·森在1998年以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选择的公理化理论、福利和贫困测度指数的定义、对饥荒的经验研究等。阿马蒂亚·森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3]。财富、收入、技术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阿马蒂亚·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这种实质的自由是指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
2.瑞典学派的福利经济理论及政策主张
瑞典被人们称之为福利国家的橱窗，而其依赖的思想就是瑞典学派的福利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福利经济理论的主要思想有两点：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这一点类似于凯恩斯主义，但瑞典学派更强调市场的作用；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指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实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这一点与福利经济学相似，但瑞典学派更强调阶级调和。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应用。由此瑞典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积极稳定政策道路的国家，同时也开创了以国家干预进行“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的瑞典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下的“福利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