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外交思想进入中国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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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前后,日本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等人对国民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这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及戊戌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注意,国人在接受这一思想的同时,还将其引入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中国。本文则通过对近代国人接触国民外交思想的历时性考察,借以管窥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内涵和特点,厘清中国国民外交思想的渊源脉络。
[关键词]国民外交思想,有贺长雄,外交报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2-0003—05
从所见文献来看,近代“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它的出现受到了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影响。20世纪前后,日本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等人对国民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这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及戊戌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注意,国人在接受这一理论的同时,还将其引入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中国。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国民外交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两种倾向:一是将“国民外交”拆成“国民”和“外交”两词,并借助工具书对其作词义上的界定,然后从“国民外交”的定义出发,对相关史实做似是而非、削足适履的对比,以判定该史实是否为“国民外交”;另一种研究倾向是,将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国民外交”简单看成是前后一致、一以贯之的对象加以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复旦大学举办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廖敏淑撰文指出:“目前提及清末民国时期‘国民外交’的研究,常不区分排外运动、革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与‘国民外交’运动之间的差异,只要是涉外事件,全都可以冠上‘国民外交’的头衔。”此外,2008年周斌在《安徽史学》发文指出,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al diplo-macy"译为国民外交。虽然学界对“国民外交”的研究已有所推进,但是中国国民外交思想的渊源脉络仍有待厘清。那么,国民外交思想这一舶来品有何特点?近代国人对其又是如何接受和移植的呢?本文拟对此做一历史考察。
一
在西方书籍中,最早使用外交一词的时间大约是17世纪末。1693年莱布尼兹(Leibniz)刊行Codex Juris Gentium Diplomaticus一书,内有Diplo-maficus一字,1726年都蒙(Dumont)刊行Corps U-niversel Diplomatique du Droitdes Genus一书,内亦有Dipbmafique一字。“两书所用Diplo-maficus与Diplomatique二字,实为外交语应用的开始,不过当时所指的意义,并非对外交涉,而系一种文书档案”。尽管早在17世纪西方国家就出现了有关“外交”的表述,但国民外交思想出现并输入中国却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
1900年2月10日,《清议报》刊载日本法学博士添田寿一撰写的《清国与世界安危》,该文虽未直接出现“国民外交”一词,但对近代欧洲国家国民外交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内涵作了简要概括。1900年3月11日,在该报所刊载的《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中,日本国际关系学者有贺长雄将“国民主义”思想纳入其对“外交”的考察视野之中,强调“国民主义”思想对于19世纪欧洲各国外交的重要联系,并认为19世纪的欧洲堪称“国民主义之时代”。而在《近时外交史》一书中,有贺氏进一步阐述了其对近代西方“国民主义”与“外交”关系的独到见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近代西方各国在对外交往中强调“国民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一情况折射出“国民外交”的出现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时隔近三年,《浙江潮》于1903年2月17日在日本东京创刊。该刊由留日浙江同乡会创办,编辑兼发行者有孙翼中、蒋智由、马君武等人。同年5月16日,该刊一篇署名“筑髓”的文章提到,在近代欧美等国,国民为外交的“原动力”,并且国家外交乃“国民总体之外交”,这些论述实为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
从上述简要考察中,可以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对国民外交思想,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认知和了解,受到了日本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从目前所见到的文献来看,“国民外交”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的确是通过译介日本时人的文章而来。
为了增强日本国民对世界各国的了解,以及提高国民参与外交的经验和能力,1898年2月,日本国际关系学者有贺长雄主持创办了《外交时报》。有贺氏被时人誉为日本“外交史学之始祖”,而其创办的《外交时报》一经发行便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898年3月,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发表《外交秘密论》一文,提出日本正处在由官僚外交(diplomatie bureaucrafique)主义向国民外交(diplomatie nationale)主义过渡的时代,认为:“国民外交是指以国民的精神为原动力的外交,而不是遵从一时的多数政论的外交。”日本的“国民外交”概念由此正式提出。
有意思的是,有贺氏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外交报》的注意。1903年9月6日,该报以《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为题对此文进行了译载:“今世之国民外交,与中古之君主外交,命意迥异。”“国民外交云者,为国家之本旨而谋之,假国家之能力以达之。”此乃目前国内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论及“国民外交”一词的记录,再次有力地证明: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的确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就在该文介绍国民外交概念发其端倪后,中国各类报刊中不断涌现出“国民外交”的字眼。伴随着中国内忧外患局势的日益加剧,国人对国民外交思想的认识亦随着介绍的不断进行而得到深化。
时隔七天,江浙留日学生创办的《政法学报》刊载一篇署名“泷川”的文章,该文着重介绍了欧美各国国民外交思想的特点,指出“国民外交”应当“以国民之精神为原动力,以国家之权利为目的物”。不仅如此,该刊还紧接上一期刊文阐述了国民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同时还强调培养普通国民的“国民外交之智识”的重要性㈣。
继《外交报》出现“国民外交”一词后,1903年11月8日身为《浙江潮》主编之一的孙翼中以“独头”为名发表《国际法上之新国家观》,文章在对18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外交进行考察时,重点介绍了“国民外交”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
1904年3月9日,由袁世凯主持创办的《北洋官报》在译介日本政治学者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一书时表示:“对外政策当为国民的”,“国民的对外政策者,乃以达其国家之目的者也。夫对于他国而起各种之行动,当以全国国民为原动力,而非徒恃一二外交官左右之、进退之也”。国民立于“外交最终之地位,其监督总在国民,是以有职之外交家务使国论一致,以为后援”。《北洋官报》作为清末创办最早、最有影响的地方政府报纸,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