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李鸿章“和戎外交”的合理性
时间：2021-07-02 00:00: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和戎外交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晚清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看，李鸿章的和戎外交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其和戎措施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客观上缓和了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清王朝的改革。因此，李鸿章的和戎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
关键词： 李鸿章 和戎外交 洋务运动
自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列强的炮舰虽然打开了晚清的国门，但是士大夫的天朝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依然把西方看成传统的夷狄，坚持华夏中心论，以至于清王朝丧失了二十年的发展时间。随着辛酉政变的发生，以慈禧、奕、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政治家开始崛起。他们对待西方既不是鸵鸟心态，更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主张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脱颖而出。他不仅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还负责处理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关系。在交涉中李鸿章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所以他力排众议主张实施和戎的外交政策，学习外国富强之术。为何李鸿章会产生和戎的外交思想呢？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一、李鸿章“和戎外交”产生的原因
1.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满清王朝在西方的入侵下开始摇摇欲坠，经济上，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政治上，皇权受到挑战；军事上，武器落后；外交上，传统的夷夏思想已经不能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论述道：“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1]“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2]
2.儒家崇“和”的思想观念影响加上师承曾国藩
“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李鸿章作为传统社会里的士大夫，就是在以和为贵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曾国藩作为晚清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李鸿章作为他的得意弟子深受其思想的影响。曾国藩认为处理夷物时首先要诚信待夷，善全和局。“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勦，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3]。其次要“羁摩驭夷”。李鸿章充分将曾国藩的思想运用于外交，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坦言：“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4]
3.李鸿章的幕僚谋士对他的影响
郭嵩焘曾写道：“少荃中丞以夷物为忧，求助鄙人。”[5]郭嵩焘虽然在李鸿章幕府里的时间较短，但他一直都是李鸿章的好友。在对外关系上郭嵩焘主和，极力避免与西方的战争。冯桂芬于1862年被李鸿章调入幕府，冯桂芬最早表达中体西用的思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6]。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冯桂芬提出不能“以小嫌酿大衅”要求避免与列强发生冲突。薛福成于1875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做文案，他认为列强的富强之术在于“以工商立国”，主张与西方在遵循条约的基础上进行通商合作。薛福成对李鸿章讲道：“和议既成，骤难无故而变约。”[7]李鸿章从中深受启发，也认为与洋人交往时要避免战争。
4.赫德、威妥玛等外国人的建议
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指出清朝的军队：“平日挑擡营生，未经训练，一旦令其战阵，实驱市人而使鬬，以刀矛为耒耜。驻防人等，平时拉弓举石，祇讲架式，股肱怠惰，祇得养鸟消遣。”[8]威妥玛在《新议论略》中称：“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9]对此他们建议清政府实施改革，“祇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10]。而且中国要掌握改革的主动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11]。李鸿章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和戎的外交思想。
此时西方希望中国进行改革，这样有利于彼此之间的交流，扩大贸易往来。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中国开始走向了变革。陈旭麓先生评价为“一种求生本能或王朝自救意识终于把一个油灯干枯的颟顸王朝推上了改革之路”。
二、李鸿章“和戎外交”的基本内容
基于维持和局与变法富强关系基础上提出的和戎外交，综合来看有四个分寸：“第一，以理论理。第二，可从则从，不能从者委婉。第三，可许者许之，不可许者拒之。第四，当屈则屈，该伸则伸。”[12]
和戎外交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避免战争，力保和局。为此李鸿章甚至不惜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而与列强妥协。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时本着“中国立意不与开衅”[13]的原则，坚持“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14]，最终以赔偿白银46万两，18人处死，25人充军流放，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及崇厚代表清廷向法国道歉而结束。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为避免冲突李鸿章只是命令军队进行操练，壮大声势。中法战争在对中国有利的背景下，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签订《中法新约》，清政府被迫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为解决马嘉理事件清廷与英国缔结《烟台条约》，英国获得了入侵中国西南边境的条约权利。
和戎外交的另一个方面即“以夷制夷”。以夷制夷外交思想针对主要的对象是日、俄。这其中经历了“联日制西”到“联俄制日”的转变。清政府于1871年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和《通商章程》。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李鸿章的态度逐渐由联日转为防日。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及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联日制西”策略的失败。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李鸿章对俄国充满好感，外交政策转变为“联俄制日”。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导致列强在中国的瓜分狂潮。1902年俄据东北，标志着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失败。《中俄密约》的签订为李鸿章外交生涯上的一大败笔。他没明白列强之间的微妙关系，没看到沙俄的真实意图，以致使清廷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