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一代枭雄的崛起
时间：2021-06-29 08:00: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只做了3个月的临时大总统，继之而起的临时大总统和第一任大总统是袁世凯，实际执掌国家政权达4年之久。为什么同盟会或南京临时政府要把权力交出去？为什么历史会选择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位真正掌权者？
交权，是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无可奈何的选择。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帝国260多年的统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取得重大胜利。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时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策略，成了考验同盟会领袖们的重大课题。
有的史学家至今仍在指责他们软弱，把政权轻易地让给袁世凯。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须审时度势，让权于袁世凯，是基于当时形势无可奈何的选择：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但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氏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大体没有打乱，加上还能借到外债，军费比较充足。此外，清室和王公贵族把他看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慷慨解囊。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氏竟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无法支撑的边缘。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死胡同。其三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清帝逊位诏书》，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南北和谈以及让权于袁世凯，不但算不上什么错误，而且是顺应民心的正确选择。尽管对于孙中山和同盟会而言，那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需要追问的是：权力为什么会交给袁世凯？答案并不复杂：他有足够的历练和他人无法比拟的实力。
袁世凯在朝鲜的历练
历练是从朝鲜开始的。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祖父袁甲三是漕运总督；父辈中没有特别显赫的高官，但是在文武官员中有一些得力的关系，对后来袁世凯的腾飞非常有利。山东登州帮办海防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就是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袁世凯本是纨绔子弟，屡第不中。1881年，他22岁时带领几十个人去登州投奔吴长庆，吴把其他人送走，只留下他在军中，委托张謇指导他读书，无甚起色，转而谋求差事。1882年8月，袁世凯被委为营务处帮办，显示了办事能力，深得吴氏信任。刚好朝鲜兵变，袁世凯跟随吴长庆东渡。登陆时，前锋畏葸，行动迟缓，吴长庆阵前换将，命袁世凯代理该营营长，袁行动迅速，并快速处理了奸污妇女、抢掠财物的清军，显示了机变果敢的性格和才华，迈开了青云直上的第一步。
从1882年8月入朝作战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离开，袁世凯在朝鲜整整12年。入朝时是吴长庆军中营务处的副职（帮办），营务处的职能类似后来军队中的参谋部。1884年越南形势紧张，国内军队调防，5月吴长庆奉命率领一半部队移防奉天金州（今属大连市），7月吴氏病逝军中，留下一半部队（3个营1500人）在朝鲜，由提督吴兆有率领。袁世凯除了管带其中一个营外，并总理留驻汉城营务处，即负责这3个营的“营务”。
1885年10月，他“奉旨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俨然是大清帝国驻朝鲜的代表，直接听命于李鸿章和朝廷了。
怎样评价袁世凯在朝鲜12年的是非功过？唐德刚教授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小班超”。
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同中国一样正经历着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这12年的朝鲜，外有日、俄、英、美、法和中国六方博弈，内有保守与改革、腐朽与前进的斗争。清政府和实际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所秉持的方针有3个要点：努力维护中国的宗主权；劝告朝鲜国王整饬内政，任用贤臣，消除腐败；认定日本和俄国是主要危险，督促朝鲜国王打开门户，与各国通商，以夷制夷。
从实际效果看，整饬内政成了空话，外交也成效不彰。李鸿章指望联合英、俄“以敌制敌”，但这类老牌帝国主义不讲什么道义，更不可能替人火中取栗。至于所谓宗主权，李鸿章最初比较清醒，坚守不干涉其内政、外交的传统规则。当袁世凯建议把朝鲜收归版图时，他也坚决拒绝。处在自救不暇的大清帝国，显然无力带动基本独立或半独立的藩属——越南、朝鲜一道步入现代国家行列。可是，他终归摆脱不了天朝心态，干涉其内政外交日益频繁，直至一步一步把中国拖入甲午战争的灭顶深渊！
李鸿章为了帮助朝鲜走出困境，煞费苦心，实施一系列措施。重点是督促朝鲜打开国门与各国通商和建立外交关系，力图“以夷制夷”，谋求这个属国的安全。
1879年8月26日（清光绪五年七月初九日），李鸿章致函朝鲜领议政（宰相）李裕元，指出：“无如西人恃其慓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实开辟以来未有之奇局，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敌制敌之策。况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可是，这位权臣的答复是朝鲜“僻在一隅……自治方内，不暇外交。而况泰西之学异吾道，实乖民彝，则尝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敬而远之如鬼神”。坚持闭关锁国。
1880年八九月间，李鸿章继续通过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劝说来到日本的朝鲜修信使金宏集。金氏把黄遵宪草拟的《朝鲜策略》带回去呈交国王，引发朝鲜朝野激辩，在国王裁决下，开放方针获得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