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的交融
时间：2021-06-27 04:01: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关系着怎样通过认识、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只有在“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的交融中，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的交融，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视野，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创新的原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相互交融的产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意识；世界眼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7-0144-07
黎 康(1965—)，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赵美岚(1971—)，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45)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民族复兴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项目编号：05ZX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就其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关系着怎样通过认识、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积累了非常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些凝聚着党和人民心血与智慧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理论财富和精神资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生动体现。毫无疑问，从规律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总结和萃取提炼，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途径与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必将成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化、多极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崭新境界的重要保证。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目的与诉求，利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这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个具有规律意义的基本经验——“只有在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的交融中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阐释和解读。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一个不断增强民族意识、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而这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各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应当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包含有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其既包括了民族化的内容方面(民族的现实斗争与具体实践)，也包括民族化的形式方面(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并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这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既有形式上的要求，也有内容上的要求，在此过程之中所需要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具体而言，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更进一步、更深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是无法割裂的；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兼顾民族的形式与民族的内容。而要实现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有效结合，作为结合(创造)主体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就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容而言，增强民族意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首先必须真正地研究中国的国情(也即民族的现实斗争与具体实践)。换言之，洞悉中国特殊国情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首要任务。应当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伊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自觉地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正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所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1](P34)如果脱离中国具体国情来论述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其直接后果就只能是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针对的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与运用(即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理论框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首先就是不真正地研究中国国情，而是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由此使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损失。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P110)正是立足于大量的社会调查，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从而在实践中获得了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由此冲破了教条主义的藩篱，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郑重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P252)江泽民也反复强调：“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4](P30)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没有变。”[5](P14)这一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成为我们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应当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是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和准确判断，则对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就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创造民族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独特风格的过程。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富于理论创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非常注重探寻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具体形式，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真正具有中国作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文化底蕴)。应当说，民族形式的创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而获得的，它既具有历史贯通性，同时又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改变其具体内涵。这种改变涉及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各个方面，是一个从语言到精神的递进与跃迁过程。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历史文化的目的，显然不是对中国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秉持着应当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加以总结与承继的民族自觉意识，毛泽东不仅从中国精英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而且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取力量，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得到发扬光大。在《矛盾论》、《实践论》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又赋予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民族形式(易于被广大人民所掌握的大众语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它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十分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3](P358)。基于这一观念，他积极主张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邓小平以自己的质朴风格，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浓郁的民族形式(如“小康社会”的具体表述)和鲜明的特色风格(如“猫”论、“摸”论的形象而通俗的表达)方面，同样为我们党树立了光辉典范。江泽民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民族精神”的概括与弘扬)，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并将其视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以丰富治党治国经验(如提出“以德治国”，将传统的道德力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同样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从“以人为本”的提出，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再到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所有这些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本质内涵，又传承并赓续了已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智慧与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