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思维范式

时间：2021-06-20 16:04:2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杜威的实用主义的道德教育思想，着力批判传统的教育观念以及倡导现代教育改革。道德生活遵循“零售的生意”逐渐进步、道德探究追求“确定性”的目标，以及波普尔式的“实验主义”思维，共同奠基了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杜威；道德教育；思维范式
　　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孕育出相应的思想观念，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产生亦是如此，它深受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并且在其中深入地洞察时代精神。作为探索“现代教育”的先驱，杜威以思考道德教育的完善为途径，进而思索现代社会对于道德教育的内在诉求，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道德教育思想。在思维方法上，杜威提倡道德会逐渐改善的“零售的生意”方法、对于“确定性”情境的追求，以及“实验主义”的思维和反省的道德等，为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开辟了独具特色的致思方式。
　　一、“零售的生意”方法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有着不同的道德要求与评价，封建社会的许多道德规范，在以民主、自由、平等为口号的资本主义社会显得陈旧过时。新的社会环境，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和修正以往的道德评价。
　　在道德进步问题上，杜威是一个持“道德改善论”观点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道德的进步既非不可企及，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点一滴中获得进步。以教育促进社会道德进步这一伟大事业，如果被看作是生意买卖的话，那么，这种道德进步是“零售”的，不是“批发”的。杜威认为，就根本性质与任务而言，道德在社会发展中表现为不断地“生长”。这是教育活动对于社会反馈的结果，而当社会在整体上取得进步，人们的道德才随之实现进步。杜威的渐进性的道德进步思维方法，可以通过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道德的进步应是一种“努力”。人们在传统的道德追求中，往往体现出绝对主义的倾向，将那些至高无上的“绝对的善”作为道德发展的终极形式，而这又远远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与具体行为，这是杜威所坚决反对的思考方式。杜威主张人们在面对各种道德情境中的问题时，要努力尝试去构造与之相适应的“经验”，也就是说，人们要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立足于特殊的道德情境，才能解决实际的道德问题。或许，这种“努力”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努力”本身就是追求道德进步的实际行动。树立道德评价的标准，其实仅仅服务于人类社会生活，用以评判什么才是具有德行的生活。那些五花八门的道德信条、道德规范其实都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它们对道德进步作用不大。相反，在现实的具体行动和道德实践中，人们得以时常检验道德规范、修正道德行为，这才是增进道德水平的有效举措。妄想以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来衡量一切道德活动，那不仅是脱离实际的，甚至还是“独断主义的终极根源。”[1]所以，杜威认为，道德的法则不如数学与物理学的法则那样恒定不变，它只是“在特殊条件呈现出来时应该采取何种反应的一个公式”而已[2]，它是否具有正确性与合理性，都要在人们具体追求道德进步的努力中来进行验证。
　　其次，道德是渐进改善的。道德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范畴，其根基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据此，道德的进步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达到一劳永逸的状态；也不可能迟迟停滞不前，以保持千年不变的传统观念。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杜威持一种道德的“改善论”（meliorism）立场，认为道德的进步不可能将人们导向一个绝对的善，而只是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可见，杜威在道德进步问题上不是个悲观主义者，而是以积极乐观的姿态展望道德的发展，这种乐观来自于他坚信道德是渐进持续向前的过程。杜威以“改善主义者”自称，并且相信，道德进步是“零售的而不是批发的”，道德会在人们的努力中逐渐取得真实的进步，只要人们以实验主义的方法对之进行改善。依循杜威的这种改善逻辑，人们哪怕在面臨复杂的道德困境、道德悖论等难题时，总会相信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于自身的努力。因为，“发展本身是唯一的道德‘目的’”[3]。
　　再次，个人的努力可以增进道德的进步。在探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杜威提出“新个人主义”的口号，将个人与社会的发展联系和统一起来，主要是看到个人的努力可以促进社会道德的进步。在社会革新运动里，人们涌现出来的首创性、进取心等积极因素，最能体现现代社会的个人价值。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与其单调苍白地强调个人如何统一于社会，还不如在实际的行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自身的努力做积淀进而推动道德的进步。在杜威看来，既然道德需要在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上得以展现，那它就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人在其中就可以有所作为。同时，客观的社会条件也在为此提供保障，政府、企业、学校乃至一切社会制度的运转，都体现了“解放和发展个人能力”。[4]这样，个性张扬、发明创造、理想信念、选择策略、行为习惯等都具有了道德的意味，这些都不是天赋所赐，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练就的本领，社会的一切成就都被这样“塑造出来”[5]。人越是自由全面地发展，社会也就越是走向民主、平等和自由。社会是充满多种因素的整体，人在其中就是最活跃、最复杂的因素，人也离不开社会生活，只有在社会生活的道德实践中，人才会得以发展。杜威指出：“只有在人性的诸因素参与管理公共事物……时，人性方得遂其发展。”[6]所以，实现道德进步的举措，无非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人的肩上，在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具体努力之中。
　　可见，在杜威以“零售的生意”的形式促进社会道德进步中，自我发展与个性发挥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这也是其“新个人主义”的内在要求，即提倡人们个性发挥与能动性张扬，但绝不仅仅着眼于个人的私利，而是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与此相似，波普尔在社会进步问题上也持渐进改造的看法。著名思想家波普尔认为，社会并不会向着一套设计好的精确方案前进，那是一种“非科学的”、“乌托邦式的”整体主义方法，无法验证对错，并且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例证。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在不断的“试错”和“证伪”中一步步前进，人们可以将预期结果与实际效果加以比较，从而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行为策略。由此，波普尔认为社会就在一点一滴的零星努力中取得进步，这是一种“社会零星工程”的渐进改造方法。他认为，整体主义“尽管是雄心勃勃的和无情的，但在实践中总是笨拙地随意应用基本上属于渐进的方法”[7]。虽然波普尔与杜威关注的主题不同，但在思考方法上却存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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