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二炮的岁月
时间：2021-06-14 04:02: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首任二炮司令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处在对立状态，美国在制定对苏核打击计划时，也考虑了对中国实行核袭击。苏美争夺核优势的斗争愈演愈烈，中苏关系也严重对立。这个时期，美国和苏联已研制出高精度、多型号的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核武器。为了国家的安全，免受核战争灾难，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地地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
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试验成功，同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中程、远程、洲际导弹的研制相继展开，核弹头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建立一个地地战略导弹部队新兵种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到1966年上半年，军委炮兵经过近9年的艰苦努力，为建立地地战略导弹部队新兵种打下了组织基础。
1965年6月2日，主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召集军委炮兵吴克华司令员及国防科委和总参作战部、军务部等领导开会，就建立地地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构问题研究认为，为了有利于领导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系统开展武器装备的战斗使用研究，急需明确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指挥体制。
由于作战基地建设的规模扩大和速度加快，客观上提出了建立导弹部队兵种领导机关的迫切性。1966年3月14日，吴克华司令员在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并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反映了军委炮兵机关已不能适应导弹部队发展的需要，考虑到长远建设，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导弹部队。为此，他建议：把将要撤销的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与目前炮兵机关分管导弹的部门合起来，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关。这样做，有利于新建兵种领导机关作风的交流，有利于机构早日组建起来，尽快开展工作，且可以不再新建领导机关的营房，为国家节省经费。
时隔3个月，这个意见被中央军委采纳了。第二炮兵领导机关很快建立起来。
1966年6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了“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和人员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的决定。关于兵种名称问题，当时总参谋部提出的正式名称为导弹部队，对外称第二炮兵，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周总理说：“还是直接叫第二炮兵吧。”
7月1日，总参谋部下发通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自7月1日起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的名称，同时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番号，第二炮兵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其领导机关各部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到1976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增设第二炮兵科技部，形成了二炮领导机关四大部体制。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增添了一支实施战略核反击的新兵种。
第二炮兵奉命组建之际，“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一时难于组成第二炮兵领导班子。直至1967年7月4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军委才任命我为第二炮兵司令员，任命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二政治委员李天焕为政治委员。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第二炮兵领导机关虽然成立了，但不能及时进行交接工作。
幸好，我们勘察战略导弹部队基地的工作已经结束，回到北京在机关里已不能工作，陷于瘫痪，什么事也干不了。当时红卫兵大串连风起云涌，有些部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十分活跃，组织红卫兵纷纷乘车到北京串连，在京的部队机关被冲击得一片混乱，失去了昔日的正规秩序。那时候，全国的红卫兵都想到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天南海北来的红卫兵。应北京市的要求，军委炮兵党委分工我在西城区负责接待红卫兵，我仅一次就接待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达50多万人次。红卫兵到了北京就不愿走，非要等待毛主席亲自接见不可。于是，才有了毛主席连续8次接见红卫兵这一不同寻常的活动。我记得，那一次，毛主席在西郊机场一次就接见了100万红卫兵。后来，据说毛主席听说红卫兵不听指挥和招呼，停止接见红卫兵。后来轰轰烈烈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开始了。
到了1967年，造反派依然高喊“造反有理”、“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到处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批又一批的造反派在城市间不停地串连闹事。当时，北京市没有那么大的接待能力，我们为了解决大串连的红卫兵和上访的造反派的食宿问题，千方百计让他们有房子住，有床睡，能吃上可口的热饭热菜和热汤。北方天冷得早，冬天到了，还要为他们筹措御寒的棉衣棉裤和衣被。后来，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了，来京的红卫兵数量逐渐减少，我又被分工负责接待炮兵系统院校的造反派和上访人员。一天夜里，全军“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火速赶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接待站，劝说和疏散来自总参通信学院和张家口、宣化炮兵学院的部队学员和上访人员。我带领机关工作人员赶去后，经了解，原来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江青对张家口、宣化地区对立的双方造反派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一派不服气，就乘车赶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接待站，要江青收回她压制这一派的言论。其实，这些幼稚的军校大学生哪里知道，当时的江青是个红得发紫的大红人，横行霸道，出口就是“金口玉言”，要她收回说出去的言论无疑是与虎谋皮。我们想方设法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最后连夜将这些来京的军校造反派全部劝说撤离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接待站。谁知道，我这样坚决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积极努力地做造反派的工作，后来竟然也成了打倒我的一条罪状，说我带头冲击中央“文革”接待站，参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任命我为二炮司令员的命令下达已经好些天了，也没有人向我传达，我仍在军委炮兵机关上班，迟迟未到二炮机关报到。可是谁也未曾想到，我这个尚未到任的二炮司令员，竟然被一个神秘的电话，将我的工作和自由的权利全部剥夺了。
因为这个电话来自当时中国政坛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办公室。
我被任命为第二炮兵司令员的第43天，林彪的妻子叶群以林办主任的身份给二炮负责人打来电话说：“向守志不是林总的人！”
当然，纵览我的从军生涯，这话倒一点也没有错，尽管我一生之中曾在5位元帅麾下工作，而我确实与“林总”没有什么关系。红军时期，我的领导人是徐向前和许世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直接指挥我作战的是刘、邓首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是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后，我走出高等军事学院，又跟着聂荣臻元帅从事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作为一名军人，我是党的人，而不应该是哪一个人的人。
当时我并不知道林彪办公室叶群打来的这个电话，只是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过在“文革”这个混乱年代里，打倒一个人几乎是不需要理由的，我莫名其妙被撤职，又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一直到挨批斗时，造反派高呼“打倒二炮司令员向守志”时，我才知道自己已被任命为二炮首任司令员。在造反派批斗我的所谓“罪行”时，我才搞清楚叶群电话的真正目的。对于他来说，选任军队将领要看对她是否怀有忠心。
后来，我才一点一点地了解到林彪、叶群一伙打倒我的一些内幕：
叶群先打电话找到李天焕，要他提供材料。李天焕是1929年入党的红四方面军老同志，解放后任公安部队副政委，和我搭班子任二炮的第一任政委，为人正直，敢说真话，他实事求是地回答说：过去我和向守志同志不在一个系统工作，对他的情况不了解，这次一起组建二炮领导机关，仅在一起开过几次会议，研究工作能说到一起，配合得很好。叶群就把电话挂了。接着，她调头又去找军委炮兵当时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在叶群的指使下，他们临时纠集的一伙人编造了一个关于我在炮兵工作期间的情况报告，送上去后，林彪没有批，说理由不充分。接着，他们又打了第二个报告，给我编造了五六条罪状，其中之一是在当炮兵技术学院院长期间，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还有一条是所谓“里通外国”，说我当院长期间，炮兵技术学院有几个干部在苏联学习，也算我的一条罪状。最重要的还有反对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对抗文化大革命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两件事，我想再细说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