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时间：2021-06-08 00:00: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座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其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
关键词：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解说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12-0077-11
作者简介：曹海林，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江苏南京210093)
一、转型期村治研究的学术转向与相关争论
在20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中，“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80年代以后，有更多的学者深入乡村社会，开展多角度、多学科领域的田野调查，从而涌现出一大批把特定村庄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以村庄的叙事作为文本表达方式的研究成果，掀起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对乡村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如果说第一次乡村研究高潮仅仅集中于描述乡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其研究领域还不十分宽泛的话，那么，第二次乡村研究高潮的研究视野则变得更开阔、角度更多元、内容更丰富。80年代后的乡村社会研究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始于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直接引发了一场新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让许多学者重新进入村庄从事田野工作成为可能，在他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幅因改革而发生巨变的生动乡村图景，这些活生生的乡村图像，一方面使他们获得的关于特定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大量丰富起来，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乡村社会生活的体验中能够滋生出更多、更新的问题意识。
上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乡村研究高潮中，不同学科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切入点及其关注重心，尽管不同学者的问题意识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在不同的具体研究问题背后都衍射着一个共同话题：转型期乡村社会究竟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如何来理解、把握目前变化着的乡村社会性质?可以这样说，80年代后的乡村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解读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展开的。面对乡村社会发生着的全方位变革，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乡村关系、村民自治、乡村自组织资源、宗族势力与宗族文化、农民社会心理、村庄权力结构、村庄秩序与权威等方面。典型的实证研究主要有：陈佩华(Anita Chan)等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村庄的现代历史》(1984)，赵文词(Richard Madsen)的《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与权力》(1984)，杜赞奇(P．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88)，黄宗智(Ph．Huang)的《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1986)、《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0)，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1997)，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张厚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000)，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1998)，张乐天的《告别理想》(1998)，折晓叶的《村庄的再造》(1997)，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1997)，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秩序与权威》(2002)，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2000)，于建嵘的《岳村政治》(2001)，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转型期的乡村社会性质提供了许多相关性结论和方法论启示。相当一部分学者能立足于乡村社会内部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以“从内向外看”、“从下向上看”的分析视角，注重对乡村社会内部“社会事实”的解读，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很明显，在众多的乡村研究成果中，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中的热门课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一直是海内外研究者、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学界已形成了一批人数可观的村民自治研究者队伍。然而，与这种局面并不太相称的是，许多研究成果对于人们认识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尤其那些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微妙的关系格局，鲜有真正令人深思之处。原因在于许多研究成果未能将村委会的选举与村庄的治理问题及村庄内部的互动机制联系起来思考。于是，90年代后期，学术界一部分学者便将村民自治的研究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自此，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关注存在着两种分野，一种关注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民主方面，尤其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制度安排可能具有的影响，这是从外部来关注村民自治；另一种关注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治理方面，将村民自治制度看作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尤其关注这种治理制度对于解决当前农村实际存在问题的能力，这是从农村内部来关注村民自治。这一学术研究转向，意味着一部分乡村研究者不主张纠缠于对村民自治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的合理性及其效果的怀疑与争论，而是特别强调对村民自治的关注与研究应侧重于“自治”对于解决当前特定背景下农村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徐勇、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地区一批乡村研究者是这一学术研究转向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们通过对中国村民自治实践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提倡在直接来自田野的灵感激荡下进行大胆的理论假设，试图构建适合解释中国乡村本土的村治研究理论。
这一学术研究转向不仅为乡村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开始打破日渐沉闷的村民自治研究局面，给村民自治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虽然这一学术研究转向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争议，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学术争鸣将有助于厘清今后村民自治研究的大致走向，至少会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学术共识或尽量减少意见分歧：一是关于村民自治与村庄治理的关系问题，只有在村庄治理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借助于村庄治理的实际运作机制，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评判村民自治与村庄治理的真实关系；二是探求村庄治理机制无论对研究村民自治的民主方面，还是对研究村民自治的治理方面均有特定的意义，村庄政治最重要的问题理应聚焦到对村庄治理机制本身的研究上来；三是村民自治的价值评判标准，应逐渐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村庄治理目标为主，考察的关键并不主要在于由谁来治理以及怎样选举的程序问题，而应把重点放在如何有效地解决乡村社会实际治理目标的问题之上。对目前学术界来说，村民自治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寻求一个共同的学术对话平台，在同一对话平台上，找准对不同学术研究趋向都有价值的共同关注点，只有这样才能将有关村民自治的研究深入下去，否则村民自治研究就会仍处于低水平重复之中。
从学界关于村民自治的学术争论来看，研究者对村民自治研究的进入定位和研究取向的不同，使得村民自治研究缺乏对话的基础。在中国乡村研究领域中如何消解关于村民自治研究所出现的分歧，是摆在乡村研究者面前急须解决的问题，而消解分歧的重要前提便是弄清不同学术观点争论的实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村民自治的学术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围绕村民自治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