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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寻江南音乐文化的精神轨迹

    时间:2021-06-08 00:00: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有书名曰《江南音乐史》,记述江南音乐事。笔者偶闻此书名,感其新颖遂读之。读之过后有所悟,故写此篇以叙之。
      [关键词]江南音乐史;解题;区域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8)09-0078-02
      [收稿日期]2018-04-29
      [作者简介]张津巾(1995— ),女,河北石家庄人,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金华 321004)
      时间演变文明,诞生文化。梁任公先生认为,历史,就是探寻过去,以为现在活动提供借鉴。诚然,后人探寻古迹,追溯时间,实为史学研究。这种研究不为感叹,是为学以所用,用之于今。史学如此,中国音乐史学亦然。笔者学习中国音乐史,常有感悟,亦有思索。我国音乐,发展悠久、种类多样。何以了解,当凭音乐史专著。然音乐总受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影响,其种类、形式总具有一定的规律特征。以何了解,当凭地域音乐史专著。故而知晓江南音乐,《江南音乐史》必不可少矣。
      一、活态的历史,动态的记录
      江南水乡,水波荡漾。音乐柔婉,粮船满仓。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江南是富庶之地,也是音乐文化发展的温床。以历史的视角去思量,江南这个地区在不同的朝代有着区别。而从局部的层面去观察,江南地区的音乐发展又显示出了该地区独特的地域特征。《江南音乐史》的作者也曾在该书的导论中论述道:“江南这个词语的内涵,具有地理学、行政学和区域社会学等层面的意义。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地理学概念,江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典籍中,其所指范围也有所不同。”[1]由此可见,江南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它的范围设定较为变化、复杂,这也为我们论述和了解江南地区的音乐发展情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动态变化的地域范围虽然会对后人了解江南地区的音乐发展带来一定难度,但这样宽松的环境限制也同样促进了江南地区的音乐交流与发展。因而在编写《江南音乐史》时,作者杨和平 杨和平,男,1961年生,山东淄博人。硕士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基地副主任;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日本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客座研究员;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中国音乐美学会理事、中国音乐教育学会理事、中国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和平教授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他重点项目13余项,发表论文120余篇。著有《浙江音乐史》《江南音乐史》《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等音乐专著。先生根据不同时代江南音乐的发展情况,有选择地对江南这一地区的地域范围设定进行调整论述。这种动态的论述方式既可以清楚明晰地表达特定时间下江南之地的音乐发展状态,也有利于展现纵向时间下江南地区的发展演变,可谓之言之有理。远古时期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战国时的吴越之地、唐代的江南东西二道,皆为江南地区的历史称谓。其音乐的历史发展脉络,此书尽显无余。
      二、缜密的結构,充实的内容
      如果说动态的论述是这本《江南音乐史》的特点之一,那么这本书的结构设定、表述语言也可以算得上是全书的特色所在。这本《江南音乐史》共分为六个章节,比例较为均衡。全书以时间为脉络,分章节论述了远古至先秦、秦汉两晋、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以及近代江南音乐的发展情况。空说无凭,笔者在此便以此书的第一章节作为例证,来论述该书结构的缜密之所在。此书的第一章名为江南音乐文化的起源,共由三个小节组成。此章的第一节名为远古时期音乐断想,主要论述了音乐的起源问题。在这一小节中,作者介绍了劳动说、模仿说、巫术说等几个较为常见的音乐起源说法,随之提出了“江南音乐的起源问题定会日渐明晰”[2]的观点。此外,作者还在此节中介绍了部分远古时期的音乐活动、乐器形制以及乐舞称谓,内容之丰富可见一斑。此章的第二节名为新石器时期的音乐,作者以地处江南余姚的河姆渡遗址为主要论述对象,其论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此章的第三节名为先秦时期的音乐形态,主要论述了当时吴越人民的音乐活动、民歌乐器以及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此外,作者还在章节末附有结语,实为此章具体所述内容的概括总结。在笔者看来,结构决定着内容的论述形式,内容反映着结构的架构状态。二者相互区别,却又相辅相成、互为整体。另外,从总的方面来说,内容和形式都反映着作者的主观意志。故而此书的内容引用名言、贯穿中西,列举史料、涉及古今,其内容丰富一阅而知。但细细思辨,却也可从该书内容详实的表象中探寻出此书缜密的论述逻辑以及其明确清晰的框架建构。
      三、探寻的视角,求实的方法
      梁任公先生有言,“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久,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3]。因我国历史悠久,史料丰富,故梁启超先生研究历史,遂得此感。古时的华夏,音乐材料多隐蔽于经、子、集以及其他的杂传野史中,故而徐元勇、郑祖襄先生在论述音乐史学的发展历程时,也曾抒发过“我国史料浩然繁杂”的感慨。大局如此,江南亦是。笔者虽为音乐之初学者,但也知晓提取区域音乐史料之困难。纵观《江南音乐史》,全书引经据典,尽数采录了各代民歌、诗词、曲谱、名人著作等材料中涉及江南音乐的部分,并加以详解,其立论视角、考察方法不可谓不细微深入。态度影响成就,视角与方法关乎内容。此书内容详实、言而有据,岂不能证实著者的视角精密、方法精当耶?有言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在告诫众人,掌握方法比获取成果更令人欢欣。在笔者看来,这本《江南音乐史》既详细记述了江南音乐的历史发展面貌,又体现了作者在研究江南音乐时的视角与方法。鱼与渔具备,可谓是鱼与熊掌俱在矣。
      结 论
      笔者时常思索,何为音乐史?音乐史学为何?在笔者的浅显认知中,音乐史为音乐发展的脉络过程,而音乐史学则是以音乐历史为研究对象将过去的教训经验用于今日的科学学科。或许笔者的解读太过浅显,但不可否认的是,音乐史、音乐史学,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这样论述的:“整体和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整体统率着部分,同时整体和部分又紧密相连,二者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对待整体与部分“要树立全局观念,同时也要搞好局部,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同理,在今天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已有不少前辈名家出版了具有通史性质的音乐著作。例如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王光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孙继南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这些著作内容详实、制作精良。笔者也常在思索,虽然从整体上把握我国的音乐发展历程是学习中国音乐史的必然要求,但从局部出发,明晰特定地区的音乐发展演变也应为学习该门学科的一大发展方向。
      笔者虽然见识浅薄,但也知晓落叶知秋、见微知著的学习探索规律。这本《江南音乐史》是于2016年9月由杨和平先生编著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区域音乐史著作。笔者读之,遂有感悟。此书篇幅较长,共有六章。又附总序、导论及后记,以体现作者的著书思想。此书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全书的表述较为简洁,又独具特色。乍看似乎逻辑不通,但笔者读之却能懵然所懂,理解其大致所讲。总的来说,这本《江南音乐史》结构合理、论述有据、表述清晰、内容丰富、视角多样。笔者读之,颇有杨先生讲课授业而笔者听之记之所感。今笔者读此书,心有所感,因而记之。
      [参 考 文 献]
      [1]杨和平.江南音乐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5.
      [2]杨和平.江南音乐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5.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4.
      (责任编辑:张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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