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自卑走向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
时间：2021-06-02 08:01: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近代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党制度，没有选择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摆脱了制度自卑。两者比较，这是一个制度效能最大化而制度成本最小化的正确选择；尽管历史的选择不等于现实的选择，与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相比较，中国政党制度能够代表并有效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制度效能上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优势。只要持之以恒管党治党，就可以在制度成本上形成收敛函数的发展趋势，从而摆脱了一党制监督成本过高或两党制、多党制制度成本呈递增函数趋势的难题。中国的政党制度依然是当代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这是确立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今后，需要通过明确中国人民利益最大公约数、增强政党代表力、通过协商民主巩固新时代统一战线、加强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形成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制度自觉。
关键词：历史使命；制度效能；制度成本；递增函数；收敛函数
中图分类号：D0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7）06-0005-010
当代中国既不搞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也不搞前苏联的一党制，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2016年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伟大政治创造。我们要坚定走自己的道路，不畏艰难，奋勇向前。”回首建国前的历史，为何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党制度，而没有选择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为何我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以来，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理论界采用了“历史选择论”、“和合文化论”、“国情适用论”等给予阐释，每一个解释角度都有其合理性，为了深化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识，本文尝试运用制度效能和制度成本的新框架，抓住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这个关键，以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通过历史和比较分析，澄清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展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制度自卑走向制度自信、制度自觉的心路历程。
一、克服制度自卑：
我国政党制度选择的历史逻辑1840年前夕，农耕文明的中国与处于工业文明顶峰的英国在事关贸易方面的“对话”最终尴尬收场，英国人选择以船坚炮利、野蛮入侵的方式敲开中国大门。从此，国家山河破碎，人民颠沛流离，主权碎片化，西强我弱的基本格局由此形成，“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人迈上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层面仰视西方的学习之旅。在这个大背景下，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克服制度自卑，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有过无数次自豪的大国却走向衰败的事实，注定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切负责任的政治力量都不能不肩负起实现国家统一、推进现代化建设、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中国政党制度选择的基本前提。
1861年，遁居上海的洋务派官员冯桂芬写下了《校邠庐抗议》一书，首次提出向西方学习“君民不隔”的政治制度，表现出对“帝治”的不自信。此后，如“君民共主”、“开议院”、“君主立宪”、“共和民主”等倡议纷纷出现，并通过改良或革命的手段来验证这些倡议。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下，近代以来的中国由帝治走向了党治，由皇权走向党权，克服制度自卑，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拉开了中国人民政党制度选择的历史序幕。
1912年8月25日下午，国民党在北京市南横东街附近的湖广会馆成立，其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指出：“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8页。显而易見，孙中山希望借用西方政党竞争的理念来实现民权主义。然而，议会政治梦想在袁世凯的屠刀下化为灰烬，孙中山的英美式政党政治转变为一党专政的思想，并于1914年将中国国民党重组为中华革命党，将同盟会时期《革命方略》进行程序的军法、约法、宪法之治，易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实行“一切军国庶政，悉归中华革命党党员负完全责任。”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转向学习俄国，“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开始了国民党“改进”和“改组”两次党务革新。改组后的国民党获得了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实行“容共”、“联共”政策，国民党作为革命党的动员功能大大增强，对“北伐”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1927年蒋介石清党、清共以后，中国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抛弃了所谓“左”的成分，在阶级基础上退回到军人、官员、地主和劣绅等群体，代表封建守旧势力、军人和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蜕变成一党垄断政权的独裁的执政党。
1912年7月15日，列宁从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人民报》上读到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与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稿，他大胆预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由于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95-296页。列宁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离他的预测不到十年，中国就诞生了一个影响当代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成长、壮大，是因为一诞生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承载了多重历史使命，能够代表并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