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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西会议的前前后后

    时间:2021-05-25 16:03: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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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注定要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注定要让世界永远瞩目的重大事件,那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旷古未有的革命远征,不仅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而且是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一个伟大的转折。在这一伟大事件的过程中,扎西会议(在云南省威信县境内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由于县城驻扎西镇,史称扎西会议)作为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完成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从幼年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次重要会议的认识和了解尚有欠缺,就连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中也只字未提扎西会议,只把扎西会议所作的若干项重大决策中的两项带了一下。因此,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扎西会议,还扎西会议的本来面目,有利于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4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红军为通过这4道封锁线付出了惨重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面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中央负责人的支持。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要到湘西去。后经毛泽东反复做工作,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到达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在猴场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左”的军事路线错误。会上,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客观的困难,把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革命运动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配合薄弱,却没有对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的反省。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分析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报告中为其错误所作的辩护,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亦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这次会议制定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北渡长江,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由于军情紧急,遵义会议只召开了3天,红军就不得不启程。当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赤水地区开进时,敌人也很快调整了部署,蒋介石调集了7个纵队150多个团40余万兵力,妄图把红军聚歼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狭长地带。敌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所部由贵阳附近分4路向赤水、习水、怀仁、叙永、古蔺追来,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南古蔺、叙永以西一带地区。黔军王家烈部在红军离开遵义的当晚即进占遵义。川敌刘湘派兵在叙南地区和横江、屏山各地扼守,并欲派军进入云南越境追击,将红军尽量往南压迫。刘湘还同时下令由宜宾至屏山、雷波,沿金沙江岸赶筑碉堡,抢挖战壕数百里,以防红军由此渡过金沙江。而龙云指挥滇军则想方设法把红军朝北挤。由于川军沿金沙江重兵布防,严密封锁了道路和渡口,并集中数个旅从高县、长宁、兴文、左宋、叙永压来。当红军行军到土城时,遇到了敌军强大的阻击而失利,红军渡江已不可能。为此,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由四川南部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集中,待机破敌。
      扎西会议的召开
      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并且选举毛泽东为常委,但朱德和周恩来仍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遵义会议虽然取消了“三人团”,但博古在军内仍是军委委员,由于常委没有进行分工,他仍然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根据一贯的党管军队原则,只要博古继续担任中央总负责人,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指挥就不可能有保证,也谈不上军事指挥者的确立。因此,变换中共中央领导权的问题成为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集结扎西的途中,张闻天提出了变换中共中央领导权的问题。
      2月5日,党中央进入云南威集县的水田寨,在花房子召开了会议。会议实际上分别由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组成。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了中央常委的分工,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参加会议的常委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洛甫(张闻天)、陈云。会上,博古将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随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了主力红军撤离后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了会议,研究了中央苏区请示的紧迫问题,回复了项英2月4日和5日给中央和军委致电要求对中央苏区行动方针进行指示的要求。2月5日,中央及军委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的指示电,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及组织领导问题作出决定并给予答复。认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有任何动摇”,要求中央苏区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成,项英任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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