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局扭转陕北中央互救
时间：2021-05-25 16:00: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抵达陕北，率先为这部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划下了一个休止符。毛泽东曾说：陕北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没有陕甘边根据地就没有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更不会有抗日战争胜利时期中共力量的空前发展。然而，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红色孤岛”，若不是中央红军的及时赶到，差点被内部“肃反”的滥捕滥杀所断送。正是中央和陕北进行的这场“互救”，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由低谷逐步走向了高潮。
“红色孤岛”救了党中央
1962年，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创造性”地提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而受到批判，在为其罗织的罪名中，就有宣扬“陕北救中央”，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等。而1954年给高岗列举的问题之一，也是其将陕北与江西相提并论。
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就提出：“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不得下地”是长沙湘潭一带方言，意思是：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了！同年，徐特立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也说：“你们这些娃娃懂个什么？没有陕北这块地方，我们这些老头子，不被打死，拖也拖死了。”早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等就提出过“西北学说”，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80多年前的1934年，中国革命正处于最低潮，全国各个根据地相继沦陷，但这一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在革命的危机时刻，陕甘边成为红星照耀的地方。
1935年，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西北红军主力连战获胜，将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占23个县，人口约100万的广大地区，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
长征开始之前，中共中央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同陕西党组织的联系中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无从了解。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总兵力达10万多人。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党中央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北上红军仅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以现有的兵力建立陕甘根据地，已无可能。况且，红军进入甘南后，兵员有减无补。据《彭德怀自述》，中央红军自进入甘南到陕北吴起镇这段时间，虽没打什么大仗，但脱离队伍者大增，以至于兵员减半。在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向北发展只要能保留几百个干部几千名战士，就是很大胜利了。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只得作出一个无奈的决定，为保留革命的种子，面对蜂拥而来的追堵之敌，只能选择到中苏边界地区去，背靠苏联，求得发展。会议后，红一、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到达甘南哈达铺。
小镇哈达铺本是红军在此困难之际进行短暂休养和整编之地，却无意之中成为红军命运的重大转折点。期间，红军在当地邮政所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发行的报纸，从中了解到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这才知道陕北还有一支活跃的红军，且有一块相当稳固的红色根据地。
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于是，9月26日，党中央在榜罗镇举行会议，最终作出了进入陕北的战略抉择。由此，长期困扰红军的落脚点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正是因为陕北根据地，中央红军的命运从此才有了转机。
1975年初，董必武的夫人贺连芝回忆：“在长征最困难时期，红军处在最危难关头，中央曾经有过一个想法：红军就地解散，男的可以做苦工，给地主当长工；女的给富人当丫鬟，当佣人，做童养媳。但心里要想着革命，一旦时局好轉，再回来参加革命。‘四老’（指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可以化装在白区藏身。……幸好一张报纸扭转了情势，中央知道了在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我党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才决定去陕北。”
中央到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据亲眼见过中央红军到陕北的老人回忆，中央红军衣衫破烂，人又黑又瘦，像叫花子队伍。在陕北，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到了当地党政军民的无私支持和拥护，不仅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得到休养生息，而且转入了又一轮发展壮大期。
所以说，没有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没有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更不会有抗日战争胜利时期中共力量的空前发展。那么，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红色孤岛”，是如何建立的呢？
建立苏维埃政府，西北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联合而成，是土地革命后期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在大革命失败和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针对党内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毛泽东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指出中国革命存在并且能够发展的五个条件：第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决定了红色政权能够利用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保存和坚持下来；第二，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一般都是受到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上述五个条件，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除了具备上述五项条件外，还在于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革命发展思想不谋而合，能够在革命的实践和探索中，实事求是地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刘志丹，黄埔军校出身，23岁参加北伐，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入西北军，后授少将军衔，25岁时成为西北工农革命军的军委主席，同谢子长一道，在陕西渭南华县发动起义。但因力量有限，冯玉祥很快以五倍兵力包围起义军，起义宣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