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率部进军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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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七无”艰难苦战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日寇战败投降。当时在向南发展方针的误导下，我新四军三师主力在黄克诚师长的率领下，于8月8日由苏北阜宁地区向南进发，提出了抢占南京的战略方针。三天后，由于蒋日勾结，时局发生变化，部队转向西进安徽。当进军到大洪山地区时，遭到桂系军阀李品仙部的阻击。相峙十余天，接延安总部密电，令我部回师两淮。来回千里“大游行”，一无所获，消耗了体力，更为重要的是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尔后同国民党军争抢东北增加了困难，付出了代价。
1945年9月28日，部队从两淮之间的河下镇出发，五天后过陇海路，进入山东郯城。此时适逢陈毅军长从延安参加完党的“七大”归来，在临沂为我们作报告，动员我们去东北。陈毅军长乐观地说：“东北什么都有，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个师。部队轻装前进，少带或不带武器弹药。”黄师长很谨慎地说：“不带枪还叫什么军队。”遵照指示，我们将重机枪、迫击炮以上的重武器留在山东了。
半个月后，我们过北宁路，发生了安亭事件，美军企图拦阻我们，感到战斗气氛了。11月16日上午，我部进军到冀东的卢龙，距山海关仅一天行程。前面传来消息：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十三军夺占。我们抢占山海关，并坚守山海关的任务落空。部队转赴迁安出长城。
11月17日晨从迁安出发，北风呼啸，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雪花，走不遠就到了冷口关，出长城了！极目远望，见不到村庄，见不到炊烟，我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下穿着单薄的服装，继续向东北行进。行军速度很慢，第二天很晚才找到一个村庄，叫玲珑塔。从外面看约几十户人家，进村后却找不到人。经了解，群众害怕，都躲到山里去了。屋里的炕是冰冷的，不用说吃饭，就是想喝一口热水的愿望都难以做到。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行军数日，有人见景生情，说起姑苏女孟姜为夫往长城送寒衣的悲惨故事，更使寒意由内心透遍全身。
11月23日，靠近杨仗子（兴城西）时，根据中央电令，刘震、洪学智副师长召集各旅研究，准备阻敌前进。此时黄师长赶到，神情严峻地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打！要撤，还不能让敌人咬住。部队撤向锦州、义县、阜新一线。
某部在兴城地区与敌接战，发现敌火器配置很有层次，火力密度高、且猛烈，同以前的国民党军大不一样，比起日本鬼子的火力还要高出许多。一接战就必有伤亡，如何妥善处理伤员，在无群众、无后方的条件下是最大困难之一。伤员从火线运送下来，只能借用群众的门板抬着，一个伤员需四个人抬，而这四个抬伤员的人的枪支弹药行装，又需两个人背扛。如此，一个伤员就需占用六个人来护送。算上伤员本人就是七个人不能参加战斗，加上天寒地冻，饥饿难熬，部队行军速度很慢。一个连队如有六、七个伤员，全连就变成担架队了。这是黄师长后来在阜新干部会上深情地为我们算的一笔账。
到阜新休整三天，12月26日师部召开干部会议。黄克诚师长根据一路的观察、调查、思考，在会上讲：我们现在条件很困难，主要是离开了根据地,无地方党组织的帮助,无政府支援，无群众依靠,无后方供应,无粮草,无医药,无御寒衣物,武器差，弹药又少。如此疲惫之师,怎能同强敌作战(当前之敌有国民党的十三军、七十一军、五十二军、新一军，均为美械装备)?只有走发动群众、开辟和创建根据地之路，把我们从苏北来的三万五千人作为三万五千棵种子，撒向松辽大地，生根发芽，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才能转弱为强，战胜国民党。
此前，黄师长已有电报给东北局，报告了“七无”困难情况，建议将主力部队划分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并郑重提出：不如此不能改变“七无”困难局面，甚至有可能走西路军失败的道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本是毛泽东制定的一条军事原则。兴城地区撤退实践证明完全是必要的、正确的。可是在1959年8月党的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全军上下掀起一股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高潮，说黄克诚在历史上一贯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就说到：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命令黄进军东北时，黄克诚提出“七无”，把当时形势说成一团黑暗；又说黄企图“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畏敌如虎”……，要大家开展批判。我当时在南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指名要我揭发黄克诚，而我认为1945年进军东北初期的形势确实如此，因而也遭到批判和处理。
阜新干部会议后，我们继续北上，师部与我旅同行。到东北改换装备的希望全落空了，部队士气低沉。我们仍按指示沿西满铁路，向通辽前进。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天气更加寒冷，“七无困难”毫无改善。部队行进在废铁路线上（无其它道路可走），一步跨一档不好走；跨两档呢？就如跳越了，且难以持续；跨在两档之间呢？脚下全是碎石，脚上穿薄底鞋，鞋底都被磨破了，其困难可想而知。由于天气严寒，部队只要一行动中间就不能停下来休息，即使休息十分钟也不行，因为一旦休息，腿脚就冻僵硬了，再走路就更难了。所以一上路就不停，到晚上才宿营，连续走十几小时。有马的首长也不能乘骑，只能同大家一道步行，因骑马会冻坏腿脚。
张天云旅长有一匹骏马，红鬃黑毛，在苏北，老百姓都认识它，老远就认出那是张旅长的马。每当部队集合，饲养员把它牵引到队前，此马总是昂首嘶鸣、奋蹄蹬地，展现它的雄姿。在辽西的路上，此马昔日雄姿不见了，集合时，总是无精打采，垂着头，用它的脑袋在饲养员身上磨擦。除了饲料不足这个原因之外，它的主人，整个部队情绪低落，已影响到这匹骏马，有人说，马通人性，有感情啊！
在辽西的路上，有的战士因无法忍受严寒、冻伤、疲惫的煎熬而自杀。此时，我们深深地怀念苏北根据地，怀念苏北父老乡亲。深深感受到没有根据地，没有地方党支持，没有群众依靠，是何等艰难困苦啊！
我们指战员大都来自江苏水乡，长期吃惯大米、白面，现突然改为一日两餐，全吃又粗又硬、难以下咽的高粱米，体能的消耗更加入不敷出。在进军东北的著述中，没有一个作家、记者把“饥寒交迫”同能征善战的大军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时的我们确实实在在地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行军作战。
1月12日，攻占通辽，歼灭由国民党收编的蒙王李守信部两千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部队御寒衣物有所改善，出冷口关近两个月来，第一次饱了肚子。
通辽战斗后，曾一度向开鲁开进，进军一天后，发现那里全无人烟，不得不撤回，又沿铁路线，经郑家屯，向开通方向，剿匪开道，计划到洮南过春节。这时又遇大寒潮，寒风凛冽，大雪纷飞，风助寒威，冷倚风势，狂风吹透衣裤，狠毒地掠去人体的热量，直刺肉骨，眉毛胡子上一层白霜，鼻孔出气喷出的是雪花，脸如被刀割、针刺，有传说说撒尿要用棒子敲，这一说法玄乎，但撒了尿后再也没法系上裤带的事例不少见，我自己就遇到过，手冻得不像是自己的，那个艰难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风雪里，人都站不稳，行军实在困难，不得已在一个叫黑水的小车站住下，首长与作战、机要人员都挤在一起，李雪山政委谈起出冷口以来的行军作战情况，说我们虽然很困难，但比不上长征那时艰苦，以此鼓励大家。张天云旅长一向少言寡语，此时却动情地说：“比起长征来也差不了多少。”其他同志又议论起黄师长讲的“七无困难”，参谋长庄林说：“不止七无困难，还有无地图、无情报、无人抬担架……”副旅长胡继成说：“还加上无烟抽。”他的烟瘾大，这时只能靠警卫员帮他弄些大豆叶来过瘾。其他有烟瘾的也只能如此。大家七嘴八舌地罗列“十无”、“二十无”……总之困难重重，政治部主任陈志芳说：“主要困难就是‘七无’，如果‘七有’，其他一切困难都好解决了。”此时李政委说：“只要按照黄师长的指示，创建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能把那么多的‘无’都变成‘有’了。”
我们司令部的几个青年干部在一起议论，日寇投降时，当初我们不去安徽，直接挺进东北，提早国民党军两个月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创造战场，再迎战国民党军，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困难局面，形势会是另外一个样了。
部队在洮南过完春节，继续北进，继续北进齐齐哈尔，沿途有苏军分队驻扎，张天云、李雪山亲自赴白城子苏军指挥部拜访，请其协助我军北进，但收效甚微。国民党通过派俄语翻译向苏军诬指我军为“胡匪”，挑唆苏军对我进行无理拦阻。在大赉、泰来、江桥等处均遇到这种情况。我二十四团一营在昂昂溪铁桥处遇到苏军千余人的坦克、大炮包围。要缴我们的枪，遭到营长张竭诚的坚决拒绝，险些发生军事对抗。
我们政治干部用长期心血培养起来的部队对苏联红军的崇敬感情，被他们自己用抢运物资、强奸妇女等劣行给抹掉了。对待苏军无理行为，我们用两种办法。一种是政治的，一见苏军，我们就大声高喊“斯大林乌拉”；第二个办法就用烟酒，尤其酒，苏军士兵大多数喜欢喝酒，有了烈性酒，许多事就能按我们想法来办。
到昂昂溪一带，准备部署剿匪，创建根据地。此时情况又有变化，苏军准备全部撤出东北，国民党立即指派所谓的先遣军（即收编的伪满军、土匪军等）接收城市，而我们只能以战斗行动从这些国民党军手中夺取大中城市。部队又挥师南下，一路扫荡，于4月18日攻占长春，歼敌万余。4月19日接到总部急电，令我们日夜兼程，火速赶至四平街西面之八面城，与兄弟部队一道参加有名的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杜聿明集中了八个正规军，包括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军，约30万人。均由美国军舰、飞机运来东北。到东北后也是乘汽车、坦克行军，装备精良。他们傲气十足地向四平猛攻，寻找我军主力决战。而我军在四平仅有新四军三师的四个旅，山东部队一、七师（旅）和冀中的保一旅，共约五万余人，分别由苏北、鲁南、冀中地区长途跋涉，又经大小数十次战斗，真可谓精疲力竭，我们的武器弹药就更不能与敌人的美械装备比较了。在如此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毛主席4月27日电令：“化四平为马德里”，“要打出一个和平来”，部队不懂什么叫“马德里”，李雪山政委就解释说：“四平变为斯大林格勒，死守！”张天云问：“我们有苏联红军那样的条件吗？”可以看出，将领们只是执行命令，并无战胜敌人的信心。正如有些同志说的，四平保卫战，不是我们打敌人，而是挨敌人打。从4月18日起，到5月19日夜止，苦战32天，部队伤亡16000余人。7月间，我在肇东遇见在四平保卫战中负伤的二十一团特务连长李得胜，一见面就摇头叹气的说：“我们团从淮安出发，全团有两千来人，战斗到四平撤退时，只剩下五百来人。”这些都是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精英，按黄克诚师长说的，全是种子啊！“马德里”丢掉了，和平也未打出来。有资料记载，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30日毛泽东找黄克诚谈话，批评黄一贯右倾，举例进军东北初期作战，说“什么七无？有那么多的困难，叫你们打是为了和谈。”黄说：“东北初期有些仗不该打，四平保卫战就不该打嘛。”毛主席说：“那是我决定的。”黄回敬说：“你决定也是错误的。”不难理解，一个说的是权力，一个说的是实践，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创建根据地
四平街撤退后，我们大踏步北撤。“七无”的困难状况不仅继续存在，部队士气低落到最低点。吵架、骂人、不服从管理，干部懒散，部队纪律松弛，违纪事件屡有发生。不仅战士开小差，干部也有，甚至有营长带枪逃跑的。四平街撤退病号增多，又缺医少药，只能在伙食方面想法作些调理。平常人吃高粱米还难以下咽，病号就更不适应了。指导员、司务长、炊事班长想掏出心肝来换些米面做些病号饭，却难以做到。七旅旅长彭明治、八旅旅长张天云这两位战将，皆因过度劳累和情绪不佳而离岗休养。六月底，辗转到哈尔滨西北的三肇（肇东、肇洲、肇源）地区，旅部驻安达。这时西满军区才下最大决心将部队按地区划分，改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实行三位一体，执行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也是东北局七月会议的精神。
三大任务开展前，首先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整顿纪律，黄司令员到各团巡视，严查部队纪律状况。发现有伤兵吃馆子不给钱、看戏不买票，还有砸戏院等严重违纪现象。为整顿军纪，在明水就地处决了两个带头闹事的伤兵，将接兵团的营长魏保山撤职罚当挑夫，整顿了因“七无困难”条件下疲劳作战带来的涣散状况。
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是三位一体的任务。不剿灭土匪，就反不了当地的土豪劣绅，群众就不敢起来。群众发动不起来，土匪就难以消灭，土豪劣绅就能在暗中控制群众。剿灭土匪是前提，打击土豪劣绅是条件，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是目的。
东北土匪（当地叫胡子），有两大特点：枪法好、马术精，并因此出名。我们虽是主力部队，经常同日伪、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面对那帮地形熟、跑得快、马术精、枪法准的惯匪，开始真有些不好对付。并且土匪成分杂，渗进了大量民愤极大的原伪满军官、伪警察、伪政权人员，这些人一心与人民为敌，均接受国民党的委派，成为座山雕式的匪徒，在三肇地区有“草上飞”、“花蝴蝶”等人聚集的大股匪帮，他们作战顽强，不愿投降，因而增加了战斗的残酷性，我方伤亡亦大。在剿匪战斗中，有团级干部伤亡的，可见战斗之激烈。
开始时，首先是大部队围剿，在击溃大股土匪、地主武装之后，紧接着把部队分散，化整为零，以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以排、班分驻自然村，几个战士组成小组，挨家、挨户、串门谈心，一次又一次走访群众，从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这样一些具体小事做起。这对于接近群众、疏通感情很实际，很见效。群众不仅听我们讲，还看我们做，很快就消除顾虑，相信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真心真意为他们谋利益的，视如一家人，情同手足，从而激发了他们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我们的干部真像种子一样，撒向群众发芽生长。这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如担水、扫院子、家访等具体工作，是任何大道理、大文章、开大会、做报告所不能替代的。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重要，如果没有担水、扫院子、促膝谈心，群众是不会轻易相信我军是人民军队的。
在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由自然村到村，逐级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土豪劣绅，产生了基层政权。真正体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造党的理论。
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古大存随我旅指导政权建设工作，以中央特派员名义向西满分局报告工作。他说：经过三个月的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和创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形势完全改观了。我们有了政权，有了地方党组织，医药、医院都有了。从此，“七无困难”消失了，群众纷纷自愿参军，部队扩充兵员，改善了成分，士气普遍高涨，战斗力起了质的变化。人民是人民军队力量的真正源泉，它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准备了雄厚的力量。
进军东北初期，黄师长的“种子”论，在其后的发展中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实践证明：种子思想是光辉的思想，种子理论是革命的理论（《毛泽东选集》里就有“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的记载），绝对不是逃避战斗，保存实力的军阀思想。
1946年10月开始，部队集中整训后，雄赳赳，气昂昂，重返松辽主战场，改变了敌我进退的形势。1947年5月初，距四平街撤退一周年，我们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连续发动了夏、秋、冬的战略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