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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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湖南湘阴（出生地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出生，1950年10月病逝，终年46岁。在任弼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阶段。他先是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继而肩负重要使命出使共产国际，在圆满完成任务回国后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并直接协助毛泽东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1943年3月以后，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1945年中共七大后，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
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同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任弼时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中央军委正式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八路军总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为加强对八路军的全面领导，中央军委还于8月29日作出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9人组成。
洛川会议后，任弼时即与朱德等人一起回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八路军总部，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9月2日，任弼时与朱德到富平县庄里镇参加一二○师抗日誓师大会，并向一二○师全体官兵作了出征动员。9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邓小平主持会议，朱德宣读了《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任弼时宣布了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次日，任弼时与朱德、邓小平等率八路军总部由云阳镇出发北上。9月15日，任弼时、朱德等人率八路军总部在韩城县芝川镇与先期到达的左权等人汇合。随即，任弼时与朱德、左权、邓小平等同乘一艘木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9月21日，任弼时等人率八路军总部进入太原。9月23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抵达五台县南茹村。在这里，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共同部署、指挥了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第一仗——平型关战役。9月25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取得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０0余人，消息传开，举国振奋。同一天，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签发了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八路军各部队立即动员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就八路军各部担负地方工作的区域进行了划分。
随后，八路军总部离开南茹村，继续向晋东南挺进。其间，任弼时一面协助朱德、彭德怀做好八路军总部的各项工作，一面注意检查、部署八路军的各项政治工作。10月10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以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沟通前后方的联系。中央军委在发出的命令中指出：“所有第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不过，由于当时任弼时正随八路军总部在前方作战，其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暂由毛泽东代理。这样，任弼时仍集中精力于八路军前方各部队的政治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便不时派人到各部队去检查了解有关情况，听取意见，以改进和提高部队的政治工作。
当时，被任弼时派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的黄克诚发现，八路军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后，部队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部队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军阀主义习气，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以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任弼时听取了黄克诚的汇报后，即令其将检查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随后，任弼时将有关情况向朱德、彭德怀作了报告。三人经研究后觉得是应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于是，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于10月19日将此意见电告中共中央。三天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10月24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通知，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11月8日，太原失陷。此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则上升为主导地位。11月11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集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所属部队的有关领导人，具体部署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收集国民党溃军、枪支和扩大八路军部队的问题。在任弼时等人的指导下，八路军各师陆续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山西各地开展工作，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打击汉奸，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任弼时又协助朱德、彭德怀部署八路军逐渐向晋东南、晋西南、绥远、河北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战争区域。到1938年春，八路军已在华北敌后建立起了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以一部在平原地区展开。
在随八路军总部转战的日子里，任弼时还先后接见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等外国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军在山西的抗战及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等情况。
除了指导部队的工作外，任弼时还非常注意总结八路军在作战、建设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的经验教训。
为此，他起草、撰写了不少文电、论著。如他在1938年1月2日撰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并特别强调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这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该文于1938年1月中旬被武汉的《新华日报》刊载，后来又被《群众》、《前线》、《解放》等杂志予以转载。
1938年2月，《新华日报》又刊载了任弼时撰写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该文指出，“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是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将在持久抗战中涌现、滋长、生息、培养、发展起来……”
1938年2月，任弼时受八路军总部的派遣，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八路军在山西抗战的有关情况。任弼时没想到，此次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赋予了他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而且，他这次离开八路军总部后就再也未能回到华北抗日前线。
出使共产国际，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八路军的抗战事迹
1938年2月14日，任弼时返回延安。次日，他向正在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县长会议作了题为《支持华北抗战中的第八路军》的报告，在介绍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日军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八路围攻等作战胜利的情况后，指出：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要把动员、武装民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我们抗战过程中的基本任务；我们民众运动的基本方针，一是保持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二是要抓住武装民众这一迫切的一环，只要将民众发动、武装起来，就将成为不可摧毁的能够持久战斗的坚强堡垒。
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任弼时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在会上就持久战、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部署、国共两党关系及敌占区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派任弼时到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么，这是一项什么样的任务呢？中共中央又为何要在此时派任弼时去呢？事情的源头还要从王明回国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