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严打”回顾
时间：2021-04-28 20:03: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引言）从1983年到1986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公、检、法、司机关全力以赴，大规模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简称“严打”。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这次“严打”斗争以3年为期，3个战役，对犯罪分子采取抓一批、杀一批、劳动教养一批、收容审查一批、注销城市户口一批，以达到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3年为期3个战役结束后，刑事犯罪案件在短时间内有所下降，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87年开始，刑事犯罪案件快速度地、大幅度地上升，社会治安秩序动荡不定。于是不得不继续开展“严打”斗争，一直打到上个世纪末。只是1986年以后的规模没有那三年大。
3年“严打”斗争采取的不是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而是政治运动的模式。实践证明，仅靠“严打”不能解决社会治安根本问题，“严打”是治标的办法，解决产生犯罪的土壤和温床，才是治本的办法。
1983年8月11日至15日，中共安徽省省委召开全省政法工作会议，贯彻中央文件精神，部署“严打”斗争第一战役第一仗，要求在8月底前后为全省集中统一行动时间，首先把浮在面上的犯罪分子统统拘捕起来；9月份集中力量进行预审、起诉、审判，投入劳改、劳教，从重从快惩处。
8月22日至27日，“严打”斗争第一战役第一仗打响。省、地（市）、县党、政一把手亲自挂帅，分管政法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坐阵指挥。除政法部门人员全力以赴外，还从各部门、各单位共抽调213000人参加，并从非政法部门征调5000多部机动车辆、船舶，在几天时间内集中拘捕了41188人；仅8月22日、23日两天晚上，就拘捕了25760人。
在被拘捕起来的4万多人中，依法逮捕的27481人，劳动教养4901人，收容审查8806人（注销城市户口100人）。对其中所谓的3673名典型案例的犯罪分子，经公、检、法领导联合办公集体研究决定刑期，判处死刑357人，死缓43人，无期徒刑79人，其他判有期徒刑，并先后召开1万至10万人宣判大会43场次，宣判大会后，游街示众。在这样情况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完全被剥夺了。
安徽省抓捕的41188人中，劳动教养的占12%（安徽省3年“严打”共拘捕73360人，其中劳教13153人，占近20%），这些人受到的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行政处罚，说明他们没有触犯刑事法律，把他们也统统归为“严打”斗争对象，这不是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吗？尤其是收容审查的那8800多人（安徽省3年“严打”斗争共收容审查15000多人），由于没有证据，只是怀疑他们有罪，就把他们收审起来，关进监狱，时间少则几十天，多则几年，而最后审查有问题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30%，这就意味着有近5000人（3年是1万人）被无缘无故抓进监狱，关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最后一纸释放证明把他们打发走了，什么补偿也没有。
第一战役第一仗打过不久，1983年10月21日至25日，省委召开地市党委分管政法部门工作的书记会议，政法部门领导参加，研究部署“严打”斗争第一战役第二仗。时间确定为12月上旬。在这次会议上，政法部门一些领导反映说：“过去我们也可能有右倾思想，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存在打击不力现象。但是，这次‘严打’斗争确实左了，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否则就将是一年办案、二年申诉、三年平反。”“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刚刚平反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再这样干下去，不知道又要制造多少新的冤假错案。”甚至有人提出：“如果还这么干，我宁愿受处分，辞职不干，也不参加严打斗争。”
由于抵制思想普遍，于是在这次会议上，把主要力量用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上，为防止“严打”斗争扩大化，制定了“严打”斗争的具体政策界限。针对第一战役第一仗中存在的问题，在会议纪要中特别提出：“在审批拘捕对象时，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把一般男女关系与流氓犯罪区别开来；把流氓罪同一般流氓行为区别开来；把制作、贩卖组织传播淫秽书画、录音、录像，同一般传看、传抄区别开来；把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同偶尔从中牵线、贪图小利的人区别开来；把采用诈骗、利诱、胁迫等手段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同充当介绍人，从中收受少量钱物的人区别开来；把盗窃犯罪同小偷小摸区别开来；把通奸与强奸区别开来；把一般民事纠纷与寻衅滋事的犯罪行为区别开来；把顶撞领导的错误行为与妨碍公务构成犯罪区别开来（这是针对一些领导趁“严打”之机，打击报复下属的特别规定——笔者）；把一般赌博行为与赌头赌棍区别开来；把介绍婚姻得到某些好处与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区别开来。”这些规定限制了在后来“严打”斗争中的滥拘滥捕现象。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依法办案的问题。
安徽省第一战役第一仗打击的主要都是哪些人？杀人犯305名，抢劫犯2190名，强奸犯4706名（里面很多属通奸——笔者），重大盗窃犯4378名，一般盗窃6949名（多是小偷小摸——笔者），赌头赌棍1153名，伤害1660名，诈骗1344名，流氓犯7392名……
在1983年“严打”斗争被拘捕的人犯中，流氓犯罪的最多。用今天的标准来看，90%的人都不构成犯罪。当时对没有领结婚证而同居的，一般都按流氓罪处理。
这次会议制定的这几条政策界限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依法办案的问题，但是因为它有极强的针对性，有效地制约了“严打”斗争继续扩大化。因此，在紧接着的第一战役第二仗、第三仗的两次集中统一行动中，拘捕人数大幅度下降，只拘捕了4345名，和第一仗的4万多人相比，只有其1/10。
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没有颁布前，公、检、法三家，监督制约机制基本缺失，公安老大的地位稳坐几十年，谈不上监督制约。“文化大革命”中，检察、法院撤消，侦查、起诉、审判归为一家——公检法军管会。所以“文革”前和“文革”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不足为奇。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打击犯罪的斗争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可是仅仅过了两三年，“严打”斗争一起，又回到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状态——公、检、法联合办公。
当时领导人特别强调对“严打”对象要做到“法律手续齐全”，“经得起历史检验”。他们原来就预见到将来会有人申诉，司法机关要复查，但是要让申诉人从法律文书上找不到毛病。这种弄虚作假在共和国政法工作中屡见不鲜，而且积习难改，不知害了多少人。
1983年开展的“严打”斗争再一次彰显了国人“治乱世用重典”的偏颇观念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刑法报复主义情绪。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不从根本上找原因，不解决产生犯罪的土壤，只靠严厉打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30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严打”斗争打击的面宽了，打击的人数多了，尤其是第一战役第一仗。在“严打”斗争中，全国逮捕判刑的170多万人、劳动教养30多万人、收容审查50多万人（其中有35万多人没有构成刑事犯罪，而是被称为“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气死公安、难倒法院”的人物——笔者）。其中许多人，他们没有触犯刑律，也被当做“严打”对象，还要被专政。至于注销城市户口，更是荒唐可笑。
安徽省1980年至1983年6月，共判处死刑310人，而“严打”斗争第一仗，短短2个月时间，就判处357人死刑。全国“严打”斗争第一战役，判处了24000人死刑。为了从重从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期限的限制，并将上诉期改为三日”。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使死刑案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审结，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执行，以至有的死刑案件从审判到执行，最短不到10天时间，充分暴露了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浓厚的报复主义情绪。当时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的全国一些典型案例，今天看来实在草率。他们多以聚众淫乱、聚众闹事被拘捕，有罪，但是不至于该判死刑。安徽省蚌埠市一个青年嫖娼不给钱被抓获，判刑5年。“严打”中他写申诉信，被指责“流氓本性不改”，被法院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摘自《炎黄春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