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

　　世界产业结构格局及其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世界秩序的深层结构。由其产生的近现代世界秩序经历三个时代。早期殖民主义全球化时代，新生工业结构向农业世界扩张，推行世界的同质化(即西方化)；以电力为中心的新产业结构出现之后，世界进入各工业大国争夺世界的“全球割据时代”(世界大战与冷战)；而当资本内在扩张力量通过信息技术等冲破冷战
　　格局之后，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全球性产业体系的生成过程，正冲破各国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形成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渗透与竞争，给全球带来了总体上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但各国间相互依存程度上的不对称性，导致了南北冲突与局部动荡。社会主义不再通过对抗资本主义进行封闭式发展，而是作为世界市场中的新生力量，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不断扩大自身力量，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示自身的优越性，逐步取代资本主义。
　　关键词　产业结构　世界秩序　不对称性　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鲁品越，1949年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秩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一个新的未知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人们意见纷呈。其最典型的见解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主义胜利说”，认为苏东剧变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永恒，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如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的“历史终结论”。这种肤浅之论很快被冷战后全球动荡的无情事实所抛弃。另一类则是“世界新分裂”说，认为由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造成的国际对抗，将被种族冲突、文明冲突、文化冲突、南北冲突等等所造成的世界分裂所取代。美国学者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文明的冲突?》，主张冷战结束之前世界冲突的中心点是“西方的内战”——从王侯间冲突到民族国家间冲突，再到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冷战后国际政治“走出了西方阶段”，世界冲突的“中心点演变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这个新世界中的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经济的。人类之间的巨大分裂与冲突的主要源泉将是文化的冲突。” ^{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Diplomacy,NewYork,Summer,1993.} 1996年亨廷顿将此说扩为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该书的封面表征了亨廷顿想象中的世界大格局：在地球背景上，右上方是基督教十字架，左下方是伊斯兰新月，右下方则是中国太极图。此外，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BrunoMegret在其党地方选举获胜后说：其他种族的人民“从哪来就回哪去……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污染了我们的民族特性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参见Newsweek1997年2月24日，perspectives栏目。许多人把巴以冲突和新近发生的9·11恐怖事件，看成是对文明冲突论的“验证”。
　　历史将证明，这些预言都经不住实践的检验，因为它们都漠视了我们时代的深层条件的变化，继续冷战思维的逻辑：或认为冷战的一方征服另一方而“终结历史”，或主张文明、种族等等将取代意识形态，继续全球的分裂状态。麦哲在透彻地分析了亨廷顿观点之后指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MichaelJ.Mazarr,Cultur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AReviewEssay,TheWashingtonQuarterly,Spring1996.冷战结束的深层原因，不是谁胜谁负的问题，而是科学技术的划时代变革带来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并由此创造世界秩序的新版图。
　　
　　唯物史观是分析世界秩序这一深刻变化的绝好的理论范式。虽然现行教科书体系将国家的社会形态作为最高层次的范畴，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仅仅作为影响社会形态的“外因”来对待，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创建之初，其创始人已经提出人类历史正成为“世界历史”。毛泽东同志也曾经从世界格局来分析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今天，全球化大潮正冲击而来，比“社会形态”更高的“世界秩序”理应成为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建立在国际性生产力结构基础上的各国或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国际生产关系”，它是国际政治军事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等的基础。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只是提供了把各国凝聚为国际利益冲突中各种国际力量的纽带，它们依附于人们的利益关系而发挥其作用。运用这一理论范式来分析当代现实，能使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世界秩序及其走向。
　　
　　一、是什么力量推倒了柏林墙?
　　
　　为了分析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走向，我们必须追问：把欧洲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是靠什么力量建立，又是靠什么力量推倒的?这个现代世界史中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优越性”，而是科学技术与建立其上的生产力。
　　
　　1.大工业时代的世界秩序：从殖民扩张到全球割据
　　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时代的世界秩序，归结为大工业的产物：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8页。}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32页。}这是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世界上极少数工业强国的资本，凭仗大工业生产力和坚船利炮，向全球广阔的殖民地扩张，于是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早期全球化时代”——以野蛮侵略为手段的殖民扩张的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西方强国对世界各国推行“同质化”，力图用西方文化取代各国的传统文化。殖民者或者建立独立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与澳大利亚)，或者把他国纳入到本国工业化体系中，作为它的附庸与边缘(如印度和非洲)。
　　这种早期的“殖民扩张的全球化时代”很快被“全球割据时代”所取代。在马克思之后，电力、内燃机和有机化学工业取代了蒸汽大王，用先进生产力武装的一个个后起的现代工业强国相继崛起。而这种现代大工业体系，需要大规模的集中的交通能源体系作为全社会经济的骨干，于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步被垄断寡头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力量所代替。这种类型的生产力最适合于在具有庞大的工业体系的大国中生长，这些大国于是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由此形成以大国为中心的群雄并列的时代。这些大国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煤、铁和其它矿产资源，而且它的大批量规模化生产必须以国际性分工为前提，否则无法形成全球性广阔的市场需求。于是，为了争夺与控制全世界市场和石油等关键资源，各个工业化大国尽力争夺与控制拥有这些关键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尽力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国际分工体系。为此，各大国之间展开了分割全世界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而在这场争夺中，各大国自身的工业化体系是核心：它们依仗这一体系的力量来争夺，并且争夺的目的也是为了喂饱这一体系。各工业化大国对世界的分割格局，本质上是各自工业化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放大。大国间的冲突与均衡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基本构架。而作为争夺对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身也不甘处于被掠夺的地位，于是开展了争取自身独立解放的斗争。这一斗争成为依存于大国间冲突的重要国际冲突——因为这些独立解放总要有某些大国力量的支持。这些冲突常常以民族冲突或意识形态的冲突形式出现，然而其冲突之源是各国的利益。
　　这种以大国冲突与均衡为基本框架的“全球割据”的世界秩序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初期阶段，亟需向海外殖民扩张以支撑本国工业化体系的后起资本主义强国，与已经占有大量殖民地和国际势力范围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战国时代”。这是国际力量高度不均衡的动荡的时代。各帝国主义国家冲突、磨擦的后果，是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此后，国际力量暂时平衡，形成了东西方对峙的“雅尔塔体系”。而大工业的最高产物——核能和航天器的发明，使这种暂时的平衡逐步转化为一种“恐怖的战略平衡状态”即冷战格局。所以，冷战格局是工业化国家分割世界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产物。意识形态的冲突只是外在形式，核心是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冲突。
　　冷战格局中的工业化国家，奉行两种体制，进行两种类型的世界扩张。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通过政治军事力量管制下的市场机制，来建立相应的国内与国际分工体系，支撑本国的庞大工业，列宁称它为帝国主义。前苏联采取政治军事手段，直接利用国家权力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依靠其周边的卫星国来支撑自身的工业化体系，毛泽东同志称它为“社会帝国主义”。一些小国被迫依附在这些工业化大国周围，而那些不甘心做卫星国的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则成为大国斗争中的争夺、利用或封锁的对象，成为冷战格局中的第三种力量。在当时国际环境下，为捍卫国家独立，防止成为工业化强国的附庸而进行的反霸权斗争，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所有这些冲突与平衡，构成了冷战中的世界秩序。
　　
　　2.缺乏创新空间：前苏联体制的根本缺陷
　　冷战格局作为全球割据的最后结果，其实质是采用不同社会组织形式的两类工业化国家，为了满足本国的工业化体系的现实利益向世界扩张自己的势力，最后依靠核恐怖而维持的对世界的割据格局。意识形态的冲突不是冷战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冷战的外在形式。由此，意识形态的胜负也不是苏东剧变与冷战结束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其外在形式。
　　前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两种工业化体制的竞争结果。西方的原发性大工业体系，原本是从自发性自由竞争市场中产生出来的。而现代大工业体系的集中化的特点，却与诞生它的经济环境——单个私人资本的自由竞争市场格格不入，由此构成深刻的矛盾。于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爆发了一次次经济危机，经历一次次产业结构与资本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不得不从自由竞争不断走向垄断，从单个资本走向股份公司，逐步实现了资本的社会化，并且采纳了凯恩斯主义，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用政府权力直接干预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与此完全不同。它根据西方已有的工业化体系高度集中化的特点，直接依照它的基本框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组织全社会资源来建设全社会的高度集中的工业体系。这条道路的确是一条摹仿型工业化的捷径。
　　同时军事工业本来就是由政府投资的事业，也比较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对于急于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与西方抗衡的前苏联来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正因如此，前苏联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国。并且，在军事工业的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许多西方国家，有的甚至超过美国。
　　然而，现代大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暴露出它的致命缺点，即不利于技术创新，尤其不利于原创性、体系性的技术创新。计划经济体制在其本性上就是摹仿型经济体制——摹仿业已成熟的技术体系的经济体制，而非创新型经济体制。
　　首先，从根本上说，技术创新具有不可预见性，无法事先计划。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发明，从蒸汽机、电动机到电话、飞机，都不是事先计划的产物，它必须具备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一是社会需求，二是生产者与科技工作者的自由创造，三是寻求增殖的可自由支配资金(用以组织资源)。特别是国民经济主体——民用产品的技术创新，消费者的市场选择压力、企业间市场竞争压力、寻找增殖出路的资本是不可缺少的创新动力源和创新方向的引导者。而在计划经济下，除了政府面临的客观压力之外，其它条件均不存在。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行为完全被纳入到政府计划之中，既无创新的积极性，也很少有创新的自由。社会资金则完全按照计划安排，不可能供企业自由支配来支持无法预算的技术创新，至多只能支持现有技术体系的某种改良。
　　其次，技术创新成果只有在与全社会的工业化体系的不相冲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计划经济体制所容纳。这样的创新至多只能是原有体系内的小改小革。那些起初很不成熟，然而将来却会形成新的技术体系的原创性革新，必然被严密计划下的现行大工业体系所排斥和扼杀。这是成熟的技术体系的“排异性反应”，而计划经济用政府权力加强了这种排异性反应。
　　有人会说，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扼杀国防工业的技术创新：它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建立了堪称人类航天史奇迹的和平号太空站，并且，其核武器一直处在世界的前列。笔者认为上述事实并不能作为计划经济优越性的理由。前苏联军事工业的相对成功，实际上正是无法周密计划的结果：因为军事工业是各国保密行业，不可能像民用工业那样摹仿西方比较成熟的技术体系，按照计划来建立。也就是说，前苏联在创业之初还不可能对军事工业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军事工业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于：由政府根据所处国际环境决定科技创新的大致方向，利用政府权力调动和集中本国及其卫星国的全部资源，来支持军事工业的创新。科学家们对这些资金具有相当大的支配自由度，这是前苏联军事工业创新的前提。这一方面使军事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则由于没有采用市场的配置资源的作用，造成了资源利用率不高。这种成功，实际上是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一旦这种创新成功之后，计划经济模式将会形成僵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下一步的创新会受到严重阻碍。
　　所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前苏联在军事工业上有创新，但在民用工业上很难有重大突破。以汽车为例，前苏联汽车工业部对汽车生产企业实行两级或三级管理，各汽车厂按统一规划生产汽车，自成系列。产品品种单一，国家控制销售，排斥任何竞争。用户没有选择余地。同时，创新缺乏计划外资金的支持，这必然造成汽车工业缺乏创新活力。1924年11月莫斯科阿莫厂生产了10辆1.5吨载货车，开创了前苏联汽车工业的历史。然而在1930年，苏联不得不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购买了一个完整的工厂，建起了高尔基汽车厂。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当局鉴于本国汽车工业的落后状况，再次引进外国技术、设备、资金建设现代化的汽车厂，并进行了机构改革。1966—1975年苏联以专业化协作生产为指导方针，进行改革，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企业无法听从市场的指挥而必须听从不对企业负经济责任的官僚体制的指挥，所以尽管进行了大量投资和引进，在80年代的汽车产量仍然10年徘徊，质量与性能上更是几十年一贯制。
　　由此可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适合于摹仿型大工业技术体系建设的体制，它在成功地迅速实现工业化之后，便丧失了活力，缺乏从大工业体系向新的技术体系转变的创新能力。这一致命缺陷导致前苏联的危机。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兴起了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浪潮，开始了从大工业向新经济的转变。而前苏联仍然停留在大工业时代，无力长期维持冷战割据的均衡，大量的国防开支又使人们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于是，它失去了对其卫星国的控制，并最终导致了前苏联自身社会体制的瓦解。
　　
　　3.资本扩张与两大浪潮的兴起
　　而当苏联停滞在当初的大工业技术体系之中时，饱经曲折与危机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其内部积压的巨大的资本力量爆发出来，兴起了两大浪潮：科技革命浪潮与全球化浪潮。
　　资本何以有如此力量?因为它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是能够通过生产过程增殖的劳动价值。而资本实现其增殖的条件，是它的社会性的实现——注入到社会的市场网络中流动。增殖的劳动价值(即剩余价值)又会转化为资本，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因而需要新的市场网络来容纳新增资本，如此无限进行下去。因此，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循环过程，就是市场体系不断扩张的过程。这是资本在市场中的必然逻辑。
　　然而，资本的市场流通不可能畅通无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障碍：由两极分化引导的社会购买力障碍、盲目投资引起的产品积压、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流通障碍，等等。于是，一些资本由于找不到市场出路而被积压起来，形成资源闲置、产品积压、工人失业等一系列萧条现象，资本不断被无形消耗与亏损。当这种积压资本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产生经济危机。这个危机无法在原有市场网络回路内部解决——因为资本不可逆地增长，而市场不扩张，必然造成滞胀。要缓解危机，必须靠市场的不断扩张来消化那些被积压的资本，使它们进入流通渠道，执行其资本的职能。否则，被积压的资本将面临死亡，社会面临全面的经济崩溃。
　　于是，市场扩张成为社会经济的内在要求。那么，如何进行市场扩张呢?其途径只有两条：
　　第一，纵向市场扩张——科技创新。被阻滞的资本寻求出路的强大压力，是市场经济国家科技成果向产业的转化率如此之高的根本动力所在。这些被积压的资本投资于风险性的科技创新，一旦成功，便会形成新的消费领域，进而通过产业链带动着一系列新兴产业，给新增资本找到新的投资渠道，开辟前所未有的新型市场：汽车、广播电视、个人电脑与国际互联网、移动电话等等都是如此。于是，那些闲置资源找到了出路，自然界更多的资源被卷入到市场化的旋涡中，变成产品与服务。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产业又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使旧产业面临解体，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被困于落后产业中的生产要素将会被解放出来，经过改造与转型，又被重新吸收到科技创新产业中，并且获得新的价值，旧的社会产业体系被提升为新的产业体系。这个过程，即熊彼特的“创新—毁灭过程”。它是解决资本危机的有效途径。
　　二是横向市场扩张——经济全球化。与工业革命早期，以地理大发现为主的殖民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同，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全球化，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被积压的资本，迫切需要冲破由冷战造成的全球割据局面，将世界各国纳入到共同的国际市场之中，形成全球性资本流通与资源配置机制。它努力为原来西方市场体系中沉积资本开辟新的广阔的市场空间，以暂时解决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内部矛盾。而在冷战时代，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能量，因受到国际割据局面的阻碍，一直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内部孕育着、积蓄着，未能表现出来。只有这种趋势与能量达到一定程度，并且获得新的全球性扩张的技术手段，才会充分表达出来，形成现实的经济全球化。
　　现实的市场扩张过程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全球化二者的辩证统一。科技创新必然会生成和诱导经济全球化：因为由技术创新产生的技术势差，是推动市场扩张的巨大动力，不断把高新科技产品与产业推向全球。全球化过程也诱导和支持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没有国际市场的支持，科技创新产业不可能有巨大的出路；没有国际市场竞争，也将缺乏科技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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