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法的千古纠结
时间：2021-04-10 20:01: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人们常说，人情大于王法；王法就是最大的人情。其中，隐含着情与法的矛盾纠结。这种纠结，由来已久，于今尤烈。
前一段時间，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一经曝光，立即在网络、朋友圈、电视观众中间激起千重浪花，举国舆论一片哗然，大家近乎一致性地力挺“杀人凶手”于欢，一边倒地痛斥案件中的“受害者”，尤其是引发这出悲剧的始作俑者吴学占，更是被千夫所指。由于全媒体的集体性介入，“民心向背”直接影响到了审判结果，一审判决中于欢因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但是这个判决结论却引起了公众的口诛笔伐，甚至成为不少“阴谋论”的材料；二审宣判则认定于欢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认为一审量刑过重，因此依法予以改判，于欢最终获刑五年，这个结果让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如释重负，公众舆论从此也就消停。
可见，在汹涌澎湃的人情面前，冰冷理性的法律也要被迫让步。
本来，情是情，法是法，二者不能混淆。本来，法制社会中，法律地位应该高于人情。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多么值得同情，无论其违法动机多么容易被大众理解，无论其所作所为多么符合人情天理，但是，如果他确实犯了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最大的公平，就是为了符合所有人，至少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人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判决结果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广泛认同，并不符合大多数普通民众的“人情”预判。我们不禁要问，在一个耸人耳目的案件中，如果审判结果总是与人情，总是与人们所普遍接受、认可的道德、价值观念相冲突，那么，我们的法律的公正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程序也许正义，审判结果却无疑是有缺漏的，这样的法律体系至少是不健全的。
回溯历史，我们发现，这种“以情枉法”的现象不胜枚举。有时候，为人子女者，如果不能在父母受辱时挺身而出，血刃仇敌，甚至会成为终身不能卸却的耻辱包袱。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向就有鼓励违抗法律、血亲报仇的“人情”传统。正所谓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是人间最大的仇恨，此种仇恨，不得不报，誓与仇敌不共戴天。
如《周礼·秋官》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礼记·曲礼上》宣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春秋公羊传》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子不复仇，非子也。”《孟子》亦云：“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者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
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理解中，当既有的法律判决无法保证公平和正义之处，正是个人以极端的方式实现正义审判之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复仇行为，甚至流于极端化的恐怖暴力行为，往往会成为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义举”和“善行”，载之史册，光耀百代。
《后汉书·列女传》记载东汉时期酒泉郡禄福县（今甘肃肃州）人赵娥为父复仇的故事：赵娥父亲赵安，被同县的李寿杀害。赵娥的三个弟弟都曾立下大志，要为父亲报仇，可惜由于仇人李寿一向防备严密，总是随身跟随大批仆从，三人始终没能如愿，并在疫病流行时，先后染病，含恨死去。李寿知道后，大喜过望，与宗族亲友大摆宴席，举杯庆贺，声称赵家从此只剩一名赵娥，弱小女子也，不足为忧。李寿的飞扬跋扈，更加增加了赵娥的悲愤，复仇之志也更加旺盛。她弃家出走，每日苦练刺杀之技。果然，苦心人天不负！有一天，暮色苍茫时，得意忘形的李寿酒后乘车归家，赵娥身藏利刃，于都亭前奋力杀死李寿，并割下其头颅，然后从容不迫地找到地方长官，请罪，伏法。地方长官对赵娥的复仇之举，十分钦佩，不忍心给赵娥判罪，甘愿“解印绶纵之”，公开以情枉法，自己也准备弃官逃亡。根本原因，就在于赵娥忍辱负重、为父报仇的孝义之举，足以感天动地。但是，赵娥却说：“依法论罪，是君子常有的典范，我怎么敢贪生怕死，以枉王法呢。”她坚持要入狱，监狱的守尉也为她的义举所打动，私底下多次打开牢门，让赵娥自行逃走，赵娥始终不为所动。从历史学家的记载来看，他们所推赞的人物不仅有为父复仇的赵娥，连同循情枉法的地方长官和监狱守尉也一同备受推崇。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这样的“烈女”和“孝子”代不绝书。
备受推赞的还有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士大夫和文人群体。如《后汉书·申屠蟠传》记载：“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外黄县令梁配，从善如流，采纳了申屠蟠的劝谏，为缑氏之女减刑，“乡人称义之”。按照当时的法律，外黄县令梁配有充分的理由“杀玉”，但他为世道人心考虑，枉法“减死”。我国历代法律，皆明文禁止仇杀，但此种复仇之举，却不绝于书，还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称许。
在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所引发的嚣嚣公议中，就有不少“公知”人物，频繁引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类似案例，为杀人者摇旗呐喊，称许于欢是个“义士”、“孝子”。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对此我并不认同。因为儒家为了维系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内核，持续构建了家国同体的人情社会体系，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中国人的“宗教”。家国同体，固然使华夏民族成为了一个“不畏义死，不荣幸生”的有情义有温度的民族，但我们也毋庸讳言，这种家国同体的情、法不分的社会体系，往往也会给公平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困扰。如“梁山泊好汉”们就是如此，于情，收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和赞誉；于法，却是啸聚山林违法作乱。
20世纪30年代的河北保定，有个武功高强劫富济贫的飞贼李景华（外号“李三”），专偷富贵人家的金银财宝，然后分发给贫穷的老百姓，因此被人们称为“侠盗”，俨然成为评书、戏剧、小说中供老百姓们不断怀念、推崇的民间英雄。其实，这样的舆论环境不仅不利于对“李三”偷窃行为的惩罚，反而迫使判案的官员为了维护名声与政治稳定，而故意地反复地给李三减刑。这种舆论环境，同时也会助长“仇官”“仇法”心理。而盗贼因为偷窃得来的财物，迅速成长为新的富人，又会引起新一轮的偷窃。怨怨相报何时了？这种不顾未来可能的混乱，而力求暂时保住眼下的稳定无事的“短视行为”，无疑是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的。过分侧重于“情理”的不理性的舆论环境，长期地反复地阻碍着公平执法，这就成为了中国法制长期不健全的重要历史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