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中人物形象的多维解读
时间：2021-04-08 04:02: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名著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累，是人类所能选择的最丰富的精神宝藏。我们不仅要到名著这一浩瀚的大海里去取一瓢饮，而且还要力争使这一瓢能解渴，即真正能对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有帮助。我们强调文学作品在学生感知、领悟、想象的审美过程中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我们也追求借助一定的文艺理论的指导以让学生达到对作品的一定程度的理性把握。在名著这一艺术画廊里，人物形象姿态各异，精彩纷呈。根据名著本身的特点，适当采用一些精要好懂的文学批评理论多角度解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让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方法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去，跟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了解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让学生在“二度创作”的空间里尽情地驰骋想象，在时有新意的理解中，不断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在这反复的实践中感受文学形象，提高欣赏水平。
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具有永恒的魅力。当我们面对现实主义大师的天才创作，尤其是面对19世纪出现在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诸如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俄国的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的作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采用社会—历史学的方法去解释作品中的人物所揭示的主题意义。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历史批评几乎伴随着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这里所说的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人物形象，是指对人物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分析典型环境在形成典型人物性格中的作用，并进一步追踪人物的个性特征如何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说：“法国社会将写它的历史，我只能当它的书记……我也许能写出许多历史学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①他把小说创作提高到社会研究的高度，重视观察比较、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并努力挖掘其中隐含的深刻意义亦即社会发展规律，从而使小说具有如同历史哲学那样的概括性。法国一流的艺术家法朗士在他的《文学生活》中这样激赏这位天才的作家：“他是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②巴尔扎克十分注意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依存关系，倡导要富有层次地表现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个性特征也应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被人称为《人间喜剧》的“序幕”的《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从拉丁区与圣马尔索城关之间贫穷寒酸的小街陋巷，到圣日耳曼区富丽堂皇的贵族府邸的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巴黎社会。巴黎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带着各自独特的风貌，向我们展开了王政复辟时期法国巴黎社会的“风俗史”。尤其是作者通过对作品真正主人公拉斯蒂涅的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发展的描写，来概括社会生活中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普遍现象，来记录法国当代社会风俗的特征。拉斯蒂涅是《人间喜剧》中刻画得最成功的典型之一。《高老头》中对他入世之初这一段思想历程的描写，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人物塑造最精彩的篇章。拉斯蒂涅是当时纷纷从外省涌入巴黎寻出路的无数青年中的一个，而且是他们当中取得成功的少数幸运儿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心理状态和性格发展都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特征，反映了一个以金钱为主宰的充满竞争角逐的社会的种种必然现象。在拉斯蒂涅思想性格的发展中，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三个人：鲍赛昂夫人，伏脱冷，高老头。拉斯蒂涅刚来巴黎念大学时，还是一个热情、有才气的青年，他只想“好好地念书”，将来做个“清正的法官”。这三个人给他上了生动的“人生三课”，彻底改变了他。表姐鲍赛昂夫人是他的第一个引路人。鲍赛昂夫人是圣日耳曼区傲视群伦的宫廷贵妇。她气概非凡、才情过人，但却敌不过二十万年息的陪嫁。一旦情场失意，整个上流社会便拥来欣赏她的痛苦。出于愤怒，她向表弟道出了上流社会的“真理”：“你越没有心肝，就越能步步高升。你心狠手辣，人家就怕你。你得把男男女女都当作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便扔下，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巅峰。”他听从了表姐的“诱人的建议”，开始追求起纽沁根夫人。为了置办一套可以进入上流社会的时髦的行头，他骗取了母亲及有着“无瑕的钻石”般心的两个妹妹的所有私蓄，尽管这整个的过程他都受到良心的谴责。伏脱冷是苦役监逃犯，是苦役犯帮口里的要人，是他们足智多谋的军师和后台。这位对社会的非正义有极透彻了解的“冷酷的逻辑学家”，给拉斯蒂涅撕开了法律和道德的帷幕：法律和道德对有钱人无能为力，财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道理。伏脱冷还为拉斯蒂涅制定了谋财害命的计划。被女儿榨干了财产，然后像柠檬皮一样被扔出门外的高老头，则给拉斯蒂涅上了关键性的一课。高老头原是个普通的面条商，在大革命时期靠倒卖面粉成了巨富。他有两个女儿，他给她们每人八十万法郎做陪嫁，使一个女儿当了伯爵夫人，另一个当了银行家太太，并且他还给他们每人每年四万法郎入息，自己却只剩每年几百法郎的生活费。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渴望见到女儿，但女儿一个都没有来。躺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奄奄一息的高老头痛苦地对拉斯蒂涅说道：“唉！如果我有钱，如果我留着财产，没有给她们，她们便会来，会来亲吻我的脸！——钱能给人一切，甚至女儿……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紧紧攥住儿女的缰绳，像对付劣马一样……”老人咽气了，没有一个女儿来料理后事。拉斯蒂涅典当了怀表，埋葬了高老头，也“埋葬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完成了人生观转变后的拉斯蒂涅，决意抛弃一切道德观念，向社会提出挑战。在《高老头》中，他虽然才迈出第一步，但作品通过他的思想变化，深刻剖析了19世纪30年代法国巴黎社会风气对人的毒害，尤其是金钱对青年人的腐蚀性。
对同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解读。《雷雨》上演轰动之后，作者曾提醒观众，这“绝非一个社会问题剧”，而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他在剧中运用了很多“幻想”，希望观众“如听神话似的”来看它。③作者的解释为《雷雨》的多角度解读提供了依据。比如说繁漪这个人物，是作者自己也极偏爱的一个人。我们可以首先从比较学的角度，把她放在跟安娜的比较中来把握她。
繁漪与安娜尽管生活于不同的国度，生长于不同的土壤，但她们的悲剧命运，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十七岁，正是青春浪漫的豆蔻年华，她们在“没有爱情，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情况下，由家庭作主嫁给了比她们大二十几岁的丈夫，从而成了封建包办婚姻这口活棺材中的牺牲品。周朴园和卡列宁都是“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体面人物”。前者伪善、专横、凶残、自私，后者虚伪、冷漠、空洞、死板，尽管“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却“心偏那样地高”。安娜善良、真挚、富有同情心；繁漪被周朴园束之高阁后，仍保持着自己的“文弱”、“明慧”的气质和禀赋，“一个人在楼上作诗、写字”，排遣苦闷的光阴。繁漪与安娜由于生存的环境、人物关系以及思想观念等等的不同，因而也存在许多个性差异，繁漪在“坟墓”、“监狱”一样的周公馆生活了十八年，跟安娜相比，时间更长，威逼更甚，束缚更紧。她的生活不能不沾上一层阴暗、凄凉的灰尘。相对来说，安娜有一定的自主权，束缚也不是那样紧，她的生活色彩比繁漪要“亮”得多，安娜善良、热情、坦率、真挚，她能把自己的爱情理想公之于众，追求“真正人的”“真正生活”，脱离了原有的家庭；而繁漪文弱、哀怨、沉郁、阴鸷，只能把愿望、希求压在心底，作为自己行动的内驱力。“只要有周萍的爱，这‘闷死人’的屋子也会使她留恋，她会安于虚伪和欺骗的不正常的关系里”，满足于“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地位和处境。安娜柔而不阴，具有明朗清新的格调；繁漪刚而不阳，具有一种阴沉暗淡的色彩。如果说安娜是温煦的春风，繁漪则是冷峻的寒霜；如果说安娜是清亮的晨曦，繁漪则是暗涩的晚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