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生态立法的法典化
时间：2021-03-24 12:06: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法典化的立法形式作为成文法国家生态立法的理想化模式，不仅表明了一国生态立法的发展水平，同时也代表了该国生态立法的发达程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俄罗斯生态立法法典化运动，为当代俄罗斯生态立法法典编撰奠定了厚重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尝试。由于俄罗斯特有的法律文化和诸多社会因素的积蓄，又决定了俄罗斯生态立法法典化进程的渐进式发展路径与务实求真态度。作为“国际生态立法趋同化”的全球化过程参与者，俄罗斯又为各国在协调本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方面提供了法律救济的范式。
关键词： 俄罗斯；生态立法；法典化
作者简介：刘洪岩（1976—），男，黑龙江庆安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法律问题研究所副教授，从事生态法、法哲学及俄罗斯法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民生、社会和谐与社会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8CFX002；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中俄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法律保障问题”,项目编号：06B018；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中俄生态经济合作中的立法保障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522075
中图分类号：D9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2-0087-06收稿日期：2008-07-20
一、俄罗斯生态法典制度的背景
近年来，俄罗斯法学界非常关注生态法典的制定问题，并在学者们大量的学术著作和相关的法律文献中对俄罗斯生态立法法典化的必要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论证。事实上，早在20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学者们就产生了制定生态法典的想法。曾任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生态与土地法教研室主任的В.В.彼得罗夫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建言在俄罗斯应进行生态法典的编撰工作，并设想在生态法典中要涵盖自然（生态的）保护法以及其他具体的涉及生态保护的条例和规定①。
学者们提出的在俄罗斯进行生态法典编撰的构想当时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社会的足够重视，因为学者们当时还正热衷于对新出现的、当时还很少为人们所知晓的、但后来逐渐成为俄罗斯学界时尚学术用语的“生态”一词进行的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至今还没有彻底结束。当时在俄罗斯法学界，人们对“生态法”的部门名称、法学院校关于“生态法”的教学名称该如何定性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许多人还记得，在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生态法委员会主席的一位候选人甚至也不能解释“什么是生态学”。由此足以见得，在当时，无论是官方，抑或学界对“生态”一词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高度统一。譬如，该如何确定“生态法”的法律部门名称，当时的学者们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学者建议将该法律部门命名为《自然保护法》或者《自然资源法》；也有的学者建议命名为《环境保护法》或者《环境法》，等等。与该争论相关联的，在20世纪70—80年代，俄罗斯有关环境立法的相关部门，也被命名为自然环境、土地、森林、水及山体立法部。
1960年，作为当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保护法》。类似的法律在其他加盟共和国也早就出现了。在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制定的有关自然保护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在很多方面（如：自然保护政策、自然资源利用的形式和种类、保护对象、自然资源保护教育的必要性、社会自然保护联合会的活动以及自然保护领域法律责任等）有着某种共性或相似性。尽管当时俄罗斯在自然保护方面的立法中不排除有较多的政治宣言色彩成分，但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成为了后来俄罗斯联邦生态立法发展的基础，对俄罗斯生态立法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88年1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自然保护事业具体改革》的决议，决定创建环境保护的苏联国家委员会，并着手制定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典》。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各部和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自然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司法部长主持的新法筹备委员会。但当时，由于人们对苏联国内进行环境保护的主客观因素认识的不足，以及各部门之间利益的不可调和，最终使得这一决议拖延了数年。
1990年，俄罗斯重新召集了各方面的权威人士组成了制定统一生态法典的法律草案工作小组。其中包括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委员会法律处主任Г.И.奥西波夫、И.Ф.巴克拉多夫教授、С.А.巴戈柳波夫教授（苏联政府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和Р.Д.鲍戈列波夫教授（苏联内务部研究院）、М.М.布林丘克教授（苏联科学院国家和法研究所）以及司法部部分资深专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生态立法法典化的主要活动者О.К.科尔巴索夫和В.В.彼得罗夫教授由于自己的法律草案结构和内容没有得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自然委员会领导人的认可而离开了小组。
“激烈动荡的改革年代和频繁的立法活动延迟了在俄罗斯已经展开的有关制定统一的生态法典的讨论，社会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对社会其他领域的立法关注上。”［1］（P45）然而，由于苏联的解体，社会其他领域的立法构想同样没能摆脱“没有来得及通过即宣告结束”的厄运。值得庆幸的是，在1991年，俄罗斯生态学委员会的В.П.瓦尔福洛梅耶夫教授和任职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生态委员会的В.В.彼得罗夫教授积极地筹备起草类似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生态法典的立法草案。
1991年12月19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2060-1号法令，颁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①。虽然这部法律中至少有15处提到了“生态”一词作为对环境状况的总结，但对生态法典的制定问题，以及在特定时间内制订和通过这部法典却从议事日程中删掉了。
这之后，有关生态法典制定的讨论在俄联邦议会的上院（联邦委员会）和下院（国家杜马）以及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的生态安全委员会中经常进行。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科学咨询委员会、生态委员会的鉴定委员会以及俄联邦国家杜马自然资源和自然资源利用委员会经常向生态法典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活动家们讨教，如生态法典与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有哪些本质的区别以及生态法典有什么特定的调整对象等问题。
二、俄罗斯生态立法法典化的理论争议及立法实践
有关生态法典的结构形式的问题，俄罗斯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两种可行性的模式：一是将所有涉及生态保护的法律（其中也包括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其他涉及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整合为一体；第二种模式是将那些具有直接生态特性的，涉及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从生态法典中区分出来，赋予其某种特定的称谓。目前，俄罗斯的学界关于未来生态法典模式的选择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对该问题在立法技术上和学理上已经作好了充分的论证。
1993年，俄联邦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部法规司签署了“关于组建俄联邦自然环境保护学术工作组”的决定。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成了小组的骨干：О.К.科尔巴索夫教授（在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任副部长）、М.М.布林丘克教授和О.Л.杜博维克教授成为该小组成员。根据该学术工作组的倡议，工作组的部长В.И.达尼洛维-达尼良诺夫为俄罗斯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的领导成员安排了一次有关在俄罗斯制定生态法典的学术讲座。在那次讲座中，学者们对俄罗斯进行生态法典编纂必要性、发展俄罗斯自然资源立法保障体系的构想，以及环境和自然保护部应进行积极而具体的立法文件签署工作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清晰的阐释，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法典编撰工作在俄罗斯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