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纠“左”
时间：2021-03-24 12:01: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个根据地的100多位代表，刘少奇主持会议。这是关系中国革命全局的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从此，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如暴风骤雨般的兴起，把中国大地盘根错节的封建秩序打了个稀巴烂。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触动之深、影响之大，简直无法估量。任弼时积极地投身这场伟大运动，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发展，较早发现了运动中存在的“左”的偏差，并及时加以纠正。
“善于接近群众，实事求是地进行周密系統的调查研究”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是西北战场最严峻、最艰苦和最困难的一个时期。用周恩来的话：“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任弼时除参与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战略策划与指挥西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外，还兼任中央支队的司令员，主管整个直属队的工作，同时协助周恩来主管电讯联络和密码通讯工作。
从1945年11月起，任弼时的血压就开始升高。艰苦的转战，紧张的工作，使他的血压越来越高了。医生劝他休息，他不肯，反而请医生不要向毛泽东报告。后来，毛泽东还是知道了。中央决定让他在杨家沟附近的钱家河暂时休养一段时间。
任弼时住下来后，说是休息，实际上天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到驻地周围的村子做调查，一共调查了30多个村子。他访问农民，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土改工作的意见，甚至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土改运动。他安排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按村、按户调查人口、土地以及评定成分的情况。在此期间，他还查阅了大量的党内文件。
对于任弼时的调查研究，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十分钦佩，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为了解决当时在各个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中的这些重要问题，弼时同志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包括对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书面报告的细心研究，到处亲自进行直接的调查与访问，虚心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然后加以分析，做出结论。他敏锐地抓住兴县蔡家崖那样的典型例子来进行科学地分析，使他的判断与结论奠定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
通过调查研究，任弼时发现“左倾”错误十分严重：
1.错划阶级成分。比如，兴县蔡家崖村共552户，结果划了120多户地主富农，占总户数22.46%，远远高于政策预估的8%。
2.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首先，将一些中农和富裕中农错定为所谓的“生产富农”或“破产地主”，其财产被没收，人被斗，被打。其次，剥夺中农话语权。选举代表或委员的农民代表会，不让中农参加；许多重要问题，如决定成分、分果实、分配负担等的会议，也不让中农与闻。再则，加重中农负担。将地主富农的公粮负担派在中农头上，甚至送公粮也多派中农。
3.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向民族工商业户征收过重的税。
4.斗争地主、富农不讲政策，不给出路，甚至出现“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的现象。
5.不信任与排斥知识分子。
这些“左”的作法，严重地阻碍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此，任弼时忧心如焚，不断地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所了解的情况，并提出纠正的意见。1947年11月12日，任弼时致函毛泽东，建议在转发中央工委关于解放区政权的问题的来电时，加上两个“注”：一是“各级代表会的名称以用人民代表会为妥”。因为当时许多地方的农会多系贫农会，“只有少数好的中农参加”，如用人民代表会的名称，可使代表面更广泛一些。二是在规定地主富农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地方，加上“新式富农应除外”。毛泽东批示：“照办”。11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任弼时的意见，重新印发了1933年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
不久，在党的12月会议上，任弼时就土改和整党问题作了重要发言，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
报告政策界限明确，极具操作性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又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央的政策，一共讲了6个问题。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任弼时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并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和概括，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他对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危害的论述就入木三分，所提出纠“左”措施也有的放矢，而不是泛泛空谈。
对于把一部分中农错定为地主、富农，任弼时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为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营，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他还提出，要坚决地公开地纠正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一个人，也必须改正。”关于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任弼时指出：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关于破坏工商业的现象，任弼时指出：这是一种自杀政策。任弼时还指出：“对于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任何冒险政策。”
任弼时特别强调在“区别”的基础上制定政策，指出：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要将富农与地主加以区别；对旧式富农与新式富农要有所区别。知识分子应区别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他不但提出要将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而且明确政策界限：“开明”的条件是：过去有功绩，现在又赞成土改、赞成打倒蒋介石的。在土改中，容易混淆中农与富农的界限，将中农错划为富农，任弼时明确地提出了政策界限：剥削部分超过25%而且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
推荐访问:任弼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