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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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危机给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启示是：其一，要坚持市场机制同国家干预相结合。其二，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调整社会阶层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与此相适应，必须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特别是金融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的完善。最后，极力增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冲破西方大国霸权，构建国际经济和金融的新秩序。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国家干预；公平正义；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6-0083-06 收稿日期：2009-08-23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和蔓延，使全球金融系统迅速陷入自1929年以来的最大厄难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场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中国也同样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与挑战。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留给世人的沉重思考是全方位的。其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肯定是个极为重要的视角。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法律意识形态根源
经验表明，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往往受到相应的法律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推动。隐藏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法律意识形态。正是渊源于19世纪边沁功利主义传统、继而又在西方盛行多年的新自由主义。
广义而言。新自由主义泛指20世纪以后的当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潮和流派，其中又分为左翼自由主义思想阵营和右翼自由主义思想阵营。左翼自由主义是对17～18世纪启蒙的古典自由主义作了重大修正而形成的，又被称为福利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激进自由主义。右翼自由主义则继续沿着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前进，捍卫并发展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人们一般在狭义上将新自由主义限定为20世纪以后的右翼自由主义，其主张大致包括：第一，坚持消极自由观念，反对积极自由观念；第二，主张进化理性主义，反对建构理性主义；第三，坚持自由对平等的价值优先性；第四，主张国家中立，坚持有限政府，认为政府比市场存在更为严重的缺陷，更容易造成对自由的侵犯。右翼自由主义又被称为保守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F.A.哈耶克、R.诺齐克、M.弗里德曼、B.布坎南、K.波普尔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特别是以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为契机，右翼自由主义思潮呈现出蓬勃上升之势。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的金融政策和监管制度均体现为市场导向性的特点。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工具。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这个体系也形成了极大影响。
2009年2月4日，社会民主主义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该国《月刊》杂志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的祸首。他认为，当前危机后果的始作俑者就是过去30多年以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被称为“新白南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原教旨主义、撒切尔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哲学包括：反对征税、反对监管、反对政府、反对投资公共产品，推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自由修复的市场。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多年来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派别)盛行、放松国家法律规制的恶果。百年前马克思就指出：“货币不仅是‘进行交换的媒介’，同时也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这使货币能够成为实体经济之外的强有力的特殊金融力最。长期以来，美国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尤其激励虚拟的金融和货币市场的任意炒作，人为地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以至于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也说：“金融市场的过度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监管当局未能实施适当的控制。”以维护任性的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累积，终于导致危机的爆发。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启示
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对我国法学而言，最关紧要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便推动经济的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透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能够从中总结的主要教训是什么。
(一)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要相辅相成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具有自发调节性和自足性，不需要国家的全面监管和干预。他们推崇“守夜人式的国家”。如诺齐克认为，国家必须是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主要履行防止暴力、欺骗、偷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有限职能。但是这场金融危机却再次告诉人们，不受监管的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评价道：“意识形态宣称，市场总是好的，政府总是坏的。我们从大萧条中吸取的教训是，市场不会自我调节——至少不是在一个与活着的人有关的时间框架内。”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提出，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了死胡同。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绝不能把市场机制与同家十预对立起来，既要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只有这两只手紧紧地结合起来，才能避免重大的挫折，使国民经济获得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的经验，运用法律等手段的宏观调控能力存不断增强。尤其在近几年的SARS、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中。中国政府的表现更加强了人们对中国政府干预能力的认识和干预有效性的信心。特别是，如同国际舆论和各界学者所公认的那样，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及时和果断的救市与调整经济结构的措施，已经较快地出现显效。
但问题仍然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等，这些均有待长期的摸索和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方面的阻碍：一是国家主义的影响
在中国，国家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同家主义一直是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乃至法学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家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最经常的表现是行政权行使的无序性和随意性，如忽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器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