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接见我们保钓第“0”团 接见团级
时间：2020-08-15 07:21: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保卫钓鱼台(岛)”运动 1969年底1970年初，发生“保卫钓鱼台(岛)”运动的时候，我正在美国读书，从美国威斯康辛过来几个朋友，介绍了钓鱼台(岛)的事件。本来我们留学生对美国一直都以“霸主”身份自居，在全世界动不动就用武力打仗，觉得这样很不对。而钓鱼台(岛)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他把我们的东西拿去送别人做礼物，我们当然坚决反对，同时希望台湾当局能够站出来，维护钓鱼台(岛)主权。之后。我们留学生于1971年1月份和4月份分别在芝加哥、华盛顿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台当局和日、美政府。暑假的时候，我去威斯康辛参加了夏令营，然后去Ann Arbor参加安娜堡国是会议，安娜堡会议举办得很成功，我们在会上作了一个读书报告。当时，在伊大(U of I)的图书馆查阅很多资料来研究西藏问题，我们构想台湾以后的出路可以像西藏那样成为一个自治区。于是就将这些内容整理后在安娜堡会议上作了报告。
这个时候，运动逐渐从“钓运”转到“统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伊大的联系人，芝加哥的联系人是林孝信，威斯康辛的联系人是程明怡，安娜堡的联系人是毛仁浩。那个时候大家一天到晚打电话，出版手写的刊物。我的经济环境比较好一些，太太也很热心，一家人出两个人的力量，大家就商量开始组织一些读书会了。
安娜堡会议后，我们几个人开车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拜访了林达光，他在家里接待了我们，听到我们要回国，说愿意帮忙，留下了联系方式。在加拿大我们还访问了长城书店，那个时候大陆的书只能从加拿大的这个书店才能买到。大家带了几箱书回到伊大，结果我家就成了一个图书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常常看这方面的书，也开始介绍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在安娜堡会议上认识了李我焱、袁旃。李我焱来找我，首先就问我有没有PR(永久居民)，那时美国还未完全承认新中国，但两国关系已经有所缓和，美国刚刚通过一议案，允许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旅游，这成为我们想组织访问团回国顺利成行的好背景。之所以需要永久居留权，大概是为了万一出现意外，团员依然能够回到美国。我推荐法学院的陈恒次同学参加，陈恒次成为访问团里唯一的台湾本土籍留学生。陈恒次在学校很积极，作为法律系的学生，经常和吕秀莲、赵守博辩论。程明怡没有去，推荐王春生去，她已经拿到PR了、中西部去了3个人，东部是李我焱和王正方。当时也邀请刘大任、郭松�去，但他们那边10月1日要举办游行。就没去。我们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之后每个人自己先买去香港的机票。到了香港之后我跟李我焱住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说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情况。他说伍经元负责联系组织回国，伍经元是他的同班同学，哥伦比亚高材生，在这件事情上做了贡献。
学生代表团受邀回国
海外留学生代表接受邀请，这是加拿大大使馆的主意。大使馆找到当时开长城书店的伍经元和伍纬元，兄弟二人开始找人回国，先找的就是李我焱。而国内的人看到的新闻报道，只知道有个“保钓运动”，但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性质，需要更多地了解什么是“保钓运动”。估计是这个原因我们被邀请来了。
我们5位都是保钓运动各地的联络人，组成学生代表团。回国时作为加拿大跟美东、美西三个地方华侨团的一部分，我们一起从香港走，大家开始做各方面的准备活动。
到了大陆，我们5个人被安排在旅游团里先参观广州。我心里嘀咕，不对呀，我们5个人是海外学生代表，不是来旅游的。正好在广州的时候，碰到了牟永宁1他是个人申请回国服务的，比我们更早一些到广州，这时候，想到林达光留下的联系方式，于是就让牟永宁帮我们打电报给林达光，果然有效，第二天就有人专门来接待我们。
乘飞机到了北京后，正好是国庆期间，先与华侨们在一起，后来在安排住宿的时候分开了，华侨们在华侨饭店，我们5个人住在民族饭店。唐树备先生是第一个来见我们团的，见面时谈了3个小时，他一直在做记录，我们5个人每人都提问，希望他可以回答我们一些问题。他一个也没有回答，说回去研究，过了二三天又来了一个。又过几天，中央统战部罗青长同志会见了我们，主要是询问了海外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以及台湾目前的状况。
接见保钓代表第“0”团
又过了几天，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接待了我们。他人谦虚。记忆力很好，在颐和园的山顶上吃了一顿晚饭。那时颐和园没开放，特别为我们5个人开放一个晚上。又过几日，接待的人说你们今天晚上不要离开房间，意思是说可能有人要找。
到了晚上9点半左右，果真有人开着车子来接我们，并直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车上，来人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晚上10时周总理要接见。我们进去以后坐成一排，后来周总理来了，一个一个握手介绍。他见到李我焱的时候，还问了李我焱的爸爸，说李我焱的爸爸生病的事情。
5个人一起坐下。大家都坐在一个大沙发上，我排在最后。接待方坐一排，我们坐一排，那边就是周总理、马文波、罗青长，还有几个人我不记得名字了。
周总理稍微介绍了一下国内的形势。我们每个人抓一个题目就问。我提的是组团回国服务的事情，说大家参加完“保钓运动”后，读书读完了以后干吗?很多人想回来服务，那时在美国，物理、化学、数学找工作最难，一个职位有100多人排队应聘，这么多理工人才都浪费在外国，大家希望能组团回来。
我跟陈恒次比较偏重台湾问题。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没有错，但对待台湾不要只讲这一点，重点是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和兄弟。隔了两天报纸出来了，《人民日报》还把这句话加进去了。走的时候周总理就说，我要保护你们，所以没有照相，但做了记录。
还有一条意见，我说钓鱼岛现在反正是无人岛，中国现在的中程导弹不是已经打很远了嘛?应该宣布钓鱼岛是我们的靶场，这样日本就不敢登陆上去了：过了四五天，果然这条建议也被采纳了，报纸上的一条消息说钓鱼岛是我们中程导弹的靶场。后来。我一直想把那份报纸找出来。但是找不到了，估计是1971年10月份或11月份的报纸。
从上述的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他们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而且做事情都很实际，很迅速，这让我们打心眼里佩服。
周总理接见的时候是晚上10点钟，结束时已是早上4点了，总共是6小时的接见，这个我记得很准确。最后，他还问我们肚子饿了没有，很关心我们。总的来说，感觉周总理非常和蔼可亲，没有官僚架子。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总理跟我们一起去上洗手间还排队。一般的客人跟周总理见面的时候都记得他的眼神。他非常敏锐回答问题，不会跟你绕弯子"不会打官腔。他的习惯都是半夜办公。一般接见都是两个钟头，看得出对待我们是很特别的。我跟李我焱 说，总理一直这样子，身体会撑不住的啊，像他这样熬夜，第二天照样上班，不是一天两天，长期下去，身体怎受得70虽然他跟外国人讲：“工作使人健康”，但最后得知他得了膀胱癌，我心里非常难受。
见面之后的影响
和总理见面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6日左右吧，我看到台湾的《中央日报》在海外的报道，头版头条说5个文化特务到中国去培训，私下回北京，结果我们的护照被吊销了。得知护照无效后，我们就拿了中国的临时护照，我的护照编码是18号。后来我才清楚，我们5个人的机票是台湾的国民党旅行社办的，所以就被查出来了。回美路上，因为护照的原因，还被海关和移民局的人跟上了，我移民后搬到加州，他们还打电话过来，我就据理力争，给他们介绍社会主义理论。因为我是地区的联络人，大家也都很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一些消息，所以回去以后我就去各地做介绍。我和陈恒次、王春生一起去美国中西部各学校介绍，南部到达新奥尔良。本来还准备安下心来读书，结果刘大任和郭松�要我到加州，让我帮忙去办报，后来报没有办成，学业也扔掉了，就在加州和赵先国一起办了一个电视修理店。
1978年，我和太太最后决定留在美国，开始申请美国公民。我们俩是分开去申请的，不敢一起去。大概过了快一年的时间，我太太拿到了批准，我的还是没有下来。压了8年，最后律师帮我打官司，去找加州民主党的即将退休的一位参议员，他帮忙打电话去追这个案子。都8年了，我的档案找不到了，没有了证据，此时移民局不好意思，一个礼拜后给批了，我在上面签了字，就这么申请成功了。
这期间，台湾当局一直不准我回去。后来台湾跟大陆的关系解禁了我就托了一些亲戚朋友去问我的黑名单还在不在?一直等到我拿了美国公民证才准予回台湾，那是1987年的时候了。
我有什么罪名?只是跑回大陆看了一看，回来后介绍给大家。结果压了我这么多年，我回去后第二年父亲就过世了，他是憋着一口气要见我一面。再讲讲家人后来的遭遇：那时候我弟弟是空军官校的飞行员。培养了四年，最后差一个礼拜就毕业了，因为我的事情被开除学籍。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说了，因祸得福，因为他同班同学一半都死掉了。我对这件事很内疚，知道之后就马上写信安慰他。他重新考了电机系，我说这四年的学费我包了。
哥哥是在实验所，那时我哥正好在美国留学，我这件事情发生后，他回到台湾后什么事也做不了：本来应该马上派他到印度考察，结果不让他去了，也不让他升所长。多年之后，等我这件事情解决后，他才升职，做了所长。
父亲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他是一个小公务员，没有受什么影响，家里就是哥哥和弟弟受到影响，当时出国的保人也经历了限制出境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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