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前我国脱贫攻坚的实现路径【浅析胡政之办报“新路径”】
时间：2020-08-08 07:55: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胡政之在长达40年的报刊生涯中对《大公报》的贡献毋庸置疑。作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胡政之与其他报人有很大区别,那就是他所提出的办报“新路径”。笔者试图分析他所摸索出的“新路径”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希望能对报刊新闻改革有所启发。
【关键词】胡政之 办报 新路径
报业巨子胡政之在《大公报》拼搏奋斗长达27年,是中国报业史上一颗耀眼的巨星。纵观他的一生,不难发现胡政之在办报经营上有着独特的理念,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新路径”,而这一理念是他在1926年至1949年办报生涯中一路走来的经验结晶。简单说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胡政之本着文章报国的爱国之心,以服务民生作为事业的最高目标,最终使《大公报》成为享誉海外的百年大报。
“新路径”的核心思想
1、办报有原则 政治是灵魂
胡政之认为“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嫌钱,又有什么意义?”,《大公报》正是吸取这些教训,使报纸经济自给,以保证其独立性,不受外来干涉。做记者尤其要讲保守,过去有些记者受人津贴,又去骂人,被人报复。他叫记者不要打听别人的隐私。①报纸与政治很难不发生关系,胡政之在这二者之间准确抓住利害关系,并且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为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连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份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就如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对曹世瑛所说的那样:“新闻记者要站在超然地位”。②笔者认为这是他做为一名报人的傲骨与风度:“……而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这是中国国民的志气,也是中国报人的精神”。③
2、廉洁自持 大公无私
做人有做人的原则,做报人则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胡政之早期就认识到这一点,认为“报纸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党所得而私。吾人业新闻者,当竭其智力,为公共谋利益。……作社会之公仆。”④因此他提出:“新闻事业不应该专重营利,只图赚钱;也不应该专供政治利用,要为公理公益张目。”⑤同时他认为报纸不应该过于商业化,也不应该一味追求广告收入而逢迎资产阶级,重要的是要承担社会责任, “甘愿做社会的无名公仆”。⑥对于个人与报业之间关系,胡政之也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要有操守,才能不受威迫利诱。个人如此,报纸亦然。他说过去他办报、办杂志,能顶住一些军阀政客的压力,“尽管他们有权有势,只能恒赫一时,迟早会倒台,我的报纸却是长期存在的,我无求于他们,有时我不买帐,他们也无可如何”。⑦
3、报纸是社会事业
胡政之认为近代社会有三大事业:科学、工业和新闻事业。作为报人,本着文章报国之心的胡政之急切希望中国的报业能够与西方齐肩,然而,动乱社会给他的多是失望。归其原因,除了报业自身“不谋进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不发达。胡政之早年留学,后又周游西方列国,除了学习到先进的办报理念外,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西方经济之强盛。但作为报人的胡政之在游历各国后创办国文通讯社时,受经济条件限制而不得不向吴鼎昌求援,像这样的遭遇对胡政之办报理念有着很深的影响。其次“澄清的政治与健全的社会”同样是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温床,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何以兴旺新闻事业?但胡政之有信心,他相信报纸作为社会事业最终会以服务于民众为最高目标,他说“……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做到这种‘代表国民说话’的资格,但只要同人努力,这个目的总会达到的。”⑧。同样,他并不以自己的成功作为他人赞许的砝码,始终以一个职业报人的角色默默耕耘,就如他对胡济生所说的那样:“吴、张、胡可以不办《大公报》而《大公报》必须办起来,因为它是社会事业”⑨
“新路径”的产生
1、历史原因
胡政之留学归国后以文人论政的精神投入到报业,然而,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势力纷乱错杂,各个势力为能够宣传自己扩大影响力而出钱办报,这就是所谓的“机关报”。胡政之在1916年加入背靠“安福系” (“安福系”:1918年,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包办国会选举,史称“安福系”。)的《大公报》任主编。然而,“安福系”投靠日本,经常发表亲日言论,不得人心,销路每况愈下。“安福系”失利后,报纸更是萎靡不振,每天只印百十份,勉强维持到1925年11月终于停刊。⑩这与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如出一辙,都是某一利益集团下的言论工具,胡政之对此有着切肤之痛。因此,在1916年与吴、张二人合办《大公报》时,三人达成共识:“‘……且中国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逞论独立,并无主张,逞论是非。’吴鼎昌认为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他宁愿把五万元赔光,也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因此,三人确定:大公报只有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以求得日后的发展。”⑾
2、政治经济原因
旧中国专为统治阶级或某―政治势力效劳的报纸,不为读者所欢迎,没有很大销路;而敢于批评当局,代表人民说话的报纸,却又为当局所不容。如:《京报》社长邵飘萍因谴责张作霖亲日卖国,被捕后,不经审讯,即以“宣传赤化”的借口于1926年被杀害。同年北京《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反抗军阀政客,被张宗昌杀害。同时有好几家报纸被查封。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支持抗日运动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4被蒋介石派遣特务刺杀。另外广告收入也是报纸经费的来源之一,但旧中国的工商业不发达,和当时西方列强不同,完全靠广告收入维持不了,在报纸的初创时期更不可能。
上述情况,胡政之当然很了解。他想办这样一张报纸:对当局既不要过于接近,也不要批评他们,同时又不能丢掉读者。因此,他殚精竭虑,闯出一条“新路径”。正是这条“新路径”使《大公报》“站在超然地位”历尽百年而不倒。
对“新路径”理念的认识
胡政之在办报理念上有着十分进步的思想,但对于“办报要有政治意识而又不与政治发生实际的关系”这种“超然地位”在过去是无法做到的。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胡政之将《大公报》的“四不”改为“不私、不盲”,有学者认为这是他投靠蒋介石后的一种表现,在政治上已经很难做到“超然地位”了,但笔者认为,他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文章报国”的夙愿,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而为了新闻事业在他之后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他必须做出这些无奈之举。同样,他所谓的“政治意识”最终也步入“国家中心论”的漩涡当中,这些历史给那些持“小骂大帮忙”论调者以把柄,但胡政之“言论自由、文人论政”的精神却沉淀在他的笔墨之中,他所提出的“新路径”确实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走自己的路”。■
参考文献
①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第268页
②曹世瑛,《与胡政之》,《文史资料选辑》第33卷,第97辑86页
③⑩《大公报史》1902-1949,第45、22页
④⑤⑥⑧王瑾、胡玫,《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8、1041、1080页
⑦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第268页
⑨胡济生,《忆我的父亲胡政之》, 《大公报人忆旧》,第272页
⑾周雨,《张季鸾传略》,第 280页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7级研究生)
责编:叶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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