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柏林危机 名词

　　摘 要 1958-1962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是60年代美苏冷战高潮的一个主要标志，而有关苏联发动这场危机的原因问题则又是研究这场危机的关键所在。本文认为，苏联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迫使西方国家正式承认两个德国，而苏联之所以发动这场危机则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即美国对联邦德国追求重新统一的支持给苏联带来的不安全感，联邦德国的事态发展对苏联造成的现实威胁及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个人影响。本文指出，这场危机生动地表明了在冷战背景下那种由美苏间的相互疑惧而必然造成的“安全两难”局面给世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正是第二次柏林危机给后人留下的一个深刻教训。
　　关键词 苏联 柏林危机 冷战 安全两难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3-0070-78
　　
　　1958-1962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是60年代美苏冷战高潮的一个主要标志，这场危机对东西方关系的发展及北约与华约两大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有关苏联发动这场危机的原因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冷战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西方学者曾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然而，材料的缺乏及认识的偏差使西方学者对苏联行为动机的分析往往是臆测性的，并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和谬误。[1]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前苏联及东德的档案陆续开放，俄国学者弗拉迪斯拉夫・祖波克和美国学者霍普・哈里森分别对苏联和东德在这场危机中的行为进行了全面的探索，然而，他们对苏联行为动机的分析却显得过于单薄，缺乏历史研究所必须的纵深感，他们的分析都明显地存在有过分简单化的弊端。[2]鉴于1958-1962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在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系统并尽可能周全地分析和阐述苏联发动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进而探究苏联行为的生成条件及内在动力，对正确理解60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一､苏联行为的主要目标
　　
　　笼统地说，苏联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真正目的，是力图要借此实现其长期追求的“两个德国”的战略目标。从1945年的《波茨坦协定》到1975年的《赫尔辛基条约》，战后苏联的德国政策明显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战后初期，苏联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力图保持战后德国的持久衰落，而在能满足这一目标的前提下，苏联并未刻意追求德国本身的统一或分裂，但1954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和重新武装的举动同时也促成了战后苏联德国政策的重大改变，自从1955年起，苏联开始明确推行其“两个德国”的对德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促使战后德国分裂现状的永久化与合法化，而1958-1962年的柏林危机也正是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3]
　　在整个柏林危机过程中，苏联领导人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向西方领导人明确表露了苏联政策的这一目标：1959年7月26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明确向到访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指出：日内瓦会谈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尽早结束苏､美､英､法四大国对德国的战争状态，而苏联要求废除柏林占领体制就是因为它标志着战争状态的延续；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时再次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苏联提出解决柏林问题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促使西方国家同意与两个德国分别缔结和约，从而尽早结束四大国目前对德国的战争状态。[4]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之所以要求西方三国同意与两个德国分别缔结和约，其目的就是要它们间接承认两个德国永久分裂的现实。除苏联领导人的表述外，苏联在柏林危机中的行为方式同样也间接地表露了苏联行为的真正目的：在这场危机中，苏联并未威胁要直接进攻或全面封锁西柏林，而是利用东德掌控柏林通道之权间接发难，因为这样一来西方三国若要继续留在柏林，就必须在承认东德与发动战争间作出选择；与此相应的是，尽管苏联在柏林占尽了优势，但苏联始终没有诉诸任何军事手段，而是注意利用西方三国的意见分歧达到目的，即使在柏林危机最具对抗性的时期内，苏联也没有同西方三国进行过直接对峙，而是始终利用东德军队作为缓冲。[5]所有这些苏联行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迫使西方三国与民主德国进行直接交往，从而使它们至少在事实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合法地位。
　　与苏联在柏林危机中的言行相对应，美国同样也意识到，苏联行为的真正目的并非纯粹是为了将西方的势力逐出西柏林，而是企图迫使西方三国能够以某种方式间接承认民主德国的合法地位。[6]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苏联政策目标的这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其他几个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对苏联行为动机的一致看法，其中就包括当时的英国首相麦克米兰､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7]
　　从表面上看，苏联要求西方国家正式承认两个德国这一既成事实纯属是多此一举，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如果不采用战争手段两个德国根本就无法实现重新统一，尽管杜勒斯在上台之初曾奢谈过什么“卷土重来”(Rollback)和“解放东欧”(Liberation)，但美国对1956年波匈事件的态度实际上已经明确表明美国根本就不愿以战争手段来改变现状。然而，对苏联来说，“安全”不仅意味着西方国家不以武力来谋求对现状的改变，同样也意味着西方国家对战后欧洲领土现状的正式确认，而这就要求西方国家承认民主德国的合法地位､承认战后德国东部的奥德河-尼斯河边界。[8]正因为苏联对战后欧洲安全问题持有这种特殊的看法，因此，尽管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柏林危机是对现状的挑衅，但苏联领导人却反复强调苏联行为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1959年1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付主席米高杨在他同杜勒斯的会谈中就表示，战后德国的持久分裂是造成欧洲局势动荡的主要根源，而苏联要求同两个德国尽早缔结和约就是为消除这个根源；1959年5月16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四大国日内瓦谈判中也强调：缺乏对德和约是世界局势紧张的重要源泉，欧洲的分裂因此而得到强化，如果在适当时候缔结了和约，欧洲局势就不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9]造成苏联所以要求西方国家必须正式承认两个德国这一既成事实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美国对战后欧洲领土现状的否定立场，二是出于苏联对联邦德国内部事态发展的担心。
　　
　　二､美国､苏联与德国问题
　　
　　自冷战开始后，美国历届政府德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保证联邦德国乃至统一后的德国必须永远留在西方阵营一边。美国人认为，像德国这样的一个强悍且充满活力的民族是不可能永远保持中立的，而历史已经证明“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强大和统一的､追求一种纯粹国家主义政策的德国同欧洲和平是不相容的。” [10]鉴于美国在20世纪前半期曾先后两次卷入世界大战以恢复遭受到德国破坏的欧洲均势，因此一个强大和中立的德国与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安全同样是不相容的，而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对垒中，联邦德国乃至统一后的德国只能有一个选择，不论德国是保持中立还是投向东方对美国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11]然而，要实现战后美国对德政策的这一目标，美国就必须支持联邦德国追求重新统一的立场。在1954年，美､英､法三国与联邦德国签署了《巴黎条约》，这个条约标志着联邦德国加入了西方阵营，作为回报，美､英､法三国承认联邦德国是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同时承诺将追求德国重新统一作为它们自己对外政策的一个根本目标。[12]1954年的《巴黎条约》实际上意味着，如果美国放弃对联邦德国追求重新统一的支持，那么联邦德国同样可能放弃它效忠西方的承诺，因为阿登纳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础就是联邦德国在西方的支持下以实力来谋求统一，即支持德国重新统一是保证联邦德国永远效忠西方阵营必须付出的代价。[13]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条约》正式签署前，美国对联邦德国追求重新统一的支持一直是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的一致立场，这一立场具体表现为西方国家始终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合法地位､不承认战后德国东部的“奥德河-尼斯河”边界。
　　一般来讲，美国对联邦德国追求重新统一的支持实质上就是对战后欧洲领土现状的彻底否定，而这点恰恰造成了战后苏联对自身安全的担心，这种担心不仅是战略上的，同时也是心理上的。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在评论冷战起源时曾强调：不同的历史经验造成了美国和苏联对安全问题的不同看法，“在苏联领导人的眼里，安全首先就是以空间来定义的。”[14]由于苏联在20世纪前半期曾两次遭受德国侵略，因此战后苏联始终把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作为保证其自身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战后初期，尽管斯大林在东欧坚持自行其是，但他却力图在遏制德国复兴的问题上与西方进行合作，即使在冷战开始后，苏联政策的这一目标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而1948年的柏林封锁和1952年苏联提出的同两个德国分别缔结和约的建议也正是斯大林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策略。[15]但1954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和重新武装的举动促成了战后苏联德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对斯大林的继任者而言，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分裂和对抗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并且对苏联再度构成威胁的唯一保证，那就是保持战后德国的持久分裂。[16]从根本上说，苏联需要民主德国不仅是出于安全战略上的实际考虑，而且是出于对民主德国一旦脱离东方阵营所可能产生的心理恐惧。二战后斯大林在东欧建立了一系列由苏联扶持的政权，但他没有料到在两大阵营形成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最终会成为苏联自身安全的一部分，因为苏联的稳定､甚至苏联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取决于苏联究竟能否有效地维持住东欧。[17]对于斯大林来说，保持德国分裂可能只是为防止德国的再次侵略，但对赫鲁晓夫而言，两个德国的持久分裂已成为战后欧洲现状的一部分，赫鲁晓夫不敢奢望改变这一现状不会危及到苏联的生存，因为一旦东德摆脱苏联的控制将会在整个东欧引起连锁反应。[18]尽管赫鲁晓夫已基本摒弃了斯大林提出的“战争不可避免”理论，转而采取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政策，但1956年波匈事件的两种不同结局却表明了赫鲁晓夫对东欧国家实行所谓“不同道路”的容忍限度。
　　正是出于安全上和心理上的双重考虑，苏联历届领导人始终坚持将东德留在东方阵营。[19]关于东德对苏联的意义，美国驻苏联大使肯尼思・汤普森在一份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曾作过精辟论述。他认为美国执行的支持两个德国以自由选举方式实现重新统一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失去东德将会在整个东方阵营引起连锁反应，而此举势必将严重威胁到共产党政权在其他东欧国家的统治。[20]正因为美国对联邦德国追求重新统一的支持严重影响到战后苏联的地缘安全环境及其对整个东欧的控制，因此美国的立场势必将导致苏联要求西方国家对战后欧洲领土现状的正式确认，对于苏联来讲，在经历了1956年波匈事件的惊吓后，要求西方国家正式承认战后欧洲已经存在两个德国这一既成事实绝非是多此一举，而恰是关系到苏联自身安危的一个重大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联邦德国追求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支持实际上正是造成苏联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
　　
　　三､苏联､联邦德国与核武器
　　
　　一般来讲，尽管美国对战后欧洲现状的否定立场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地缘安全环境及其对东欧的控制，但这种威胁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因为西方国家虽没有承认两个德国，但它们同样也不愿以武力来改变现状，而苏联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有鉴于此，仅仅只注意到西方国家的立场对苏联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够的，既然第二次柏林危机是由于一系列具体的事件而造成的，那么这场危机的实际发生同样也必然会有其直接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就是苏联对联邦德国内部事态发展的担心。
　　自1954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和重新武装后，苏联一直企图以外交手段来防止德国东山再起。1955年7月，苏联曾建议签订一个普遍的欧洲安全条约来取代北约和华约，但条件之一是联邦德国应停止重新武装；1955年11月，苏联又建议两个德国共同组成一个议会来商讨统一事宜，以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然而，苏联的建议遭到西方的拒绝，西方国家认为：苏联提出的条约内容侵犯了联邦德国追求统一和执行独立的外交与防务政策的权利，并同时将危及到西欧安全的整体框架；而允许民主德国参与讨论统一事宜将会使西方国家间接承认两个德国，从而造成德国分裂的永久化与合法化。[21]西方的拒绝并未使苏联停止这方面的努力，此后苏联又间接倡导了两个建议：一个是1957年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提出的两个德国共同组成一个邦联的建议；另一个是1958年波兰外长腊帕斯基提出的有关在中欧建立一个无核区的建议。但是，这两个建议同样遭到西方的拒绝，西方国家认为：允许两个德国组成邦联将会使西方国家正式承认两个德国，此举势必将造成战后德国的永久分裂；而在德国问题解决前试图在中欧建立无核区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样会加强苏联在中欧的常规兵力优势。[22]从1955到1958年，苏联企图通过外交手段来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努力一直没能获得成功，但这点并没有使苏联做出过度反应，因为苏联同样意识到西方国家并不愿以武力来改变现状，然而，联邦德国的事态发展却使得苏联逐渐地改变了这种看法。[23]
　　自联邦德国成立之日起，阿登纳政府的“东方政策”就包含两个具体内容：一是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二是以和平的手段修改战后德国的东部边界。[24]一般来说，联邦德国“东方政策”包含的两个具体内容是苏联根本就无法接受的：鉴于两个德国在经济和人口上的巨大差异，因而允许以自由选举的方式来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等于是允许联邦德国以合法手段来吞并民主德国；而修改德国的东部边界意味着苏联､波兰､捷克必须退还它们在二战后兼并的德国领土，此举势必将严重影响战后苏联的地缘安全环境及其对整个东欧的控制。[25]自从1949年起，联邦德国对现状的这种修正立场一直是苏联潜在的心病，尽管联邦德国在1954年的《巴黎条约》中明确承诺将会以和平手段来谋求统一和修界，但在苏联眼里，重要的并非联邦德国的和平承诺，而恰是它的修正意愿，在冷战背景下，要苏联相信联邦德国和平承诺的前提，是联邦德国不具备以武力来谋求统一和修界的能力，但联邦德国的自身行为却恰恰取消了这一前提。[26]自从1956年起，联邦德国就一直要求美国向它提供核武器，对阿登纳政府的这一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支持，北约理事会于1957年正式批准在联邦德国领土上部署战术性核武器。尽管阿登纳政府寻求核武器主要是出于维护联邦德国在西方阵营中平等地位的实际需要，且北约理事会批准的只是在联邦德国“部署”而不是让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但事态的发展使苏联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将来联邦德国将拥有核武器。[27]对于苏联来说，核武器使联邦德国的修正立场给苏联造成的潜在担心变成了现实威胁，因为核武器破除了使苏联相信联邦德国和平承诺的前提，即拥有核武器意味着它拥有了单方面以武力来谋求统一和修界的能力。正是因为如此，1958年4月，在联邦德国议会批准北约的方案前，苏联部长会议付主席米高扬亲自向阿登纳转达了苏联对这个计划的反对意见，但苏联的外交努力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结果，1958年4月，联邦德国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允许北约在联邦德国领土上部署战术性核武器。[28]
　　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的前景使苏联面临的地缘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东德爆发了类似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大规模骚乱，即使美国不干涉，苏联也不能确保西德不会干涉，如果西德卷入，美国也不大可能仅仅保持中立，而一旦出现这种结果，苏联将面临“全面战争”或“全面崩溃”的生死抉择。[29]苏联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阻止事态的这一发展。而对苏联来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国家必须承认两个德国：1958年2月18日，苏联向美国建议举行首脑会晤讨论德国问题，但苏联建议遭到了拒绝，因为美国认为讨论德国问题的前提是苏联同意以自由选举方式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1958年9月18日，苏联又建议苏､美､英､法四大国共同讨论与两个德国分别签署和约的问题，但苏联建议又遭到拒绝，因为西方三国认为它们只能与一个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德国政府签署和约。[30]虽然苏联的建议没有得到西方的认可，但这点并不两个消除苏联对安全环境恶化的担心及苏联将为此而采取某种行动的意愿。1958年10月5日，斯米尔诺夫明确对乌布利希表示：在不久的将来，西德军队将拥有单方面以武力谋求统一和修界的能力，我们任务就是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施加限制性的影响，如果能把事态的发展延迟两到三年，那将是我们事业的重大收获。[31]在柏林危机爆发前夕，苏联的行为已经明确表明苏联将采取某种行动以阻止局势恶化，但这种行动最终以特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则是由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决定的。
　　
　　四､赫鲁晓夫与柏林危机
　　
　　 1958-1962年的柏林危机普遍被看成是“赫鲁晓夫危机”，因为这场危机明显地带有赫鲁晓夫的个性色彩，赫鲁晓夫的影响集中地体现在苏联行为的方式上。[32]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不仅在苏联国内开始了所谓“非斯大林化”，同时也重新确立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在这种变动背后的一项基本事实，是赫鲁晓夫“明确认识到同美国进行核战争的危险”，因而他必须要为在两种社会制度间建立一种不会导致战争的长期关系确立意识形态基础，这种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所谓“和平共处”。[33]赫鲁晓夫确立的“和平共处”的中心内容，就是缓和自冷战开始后苏联与西方国家间长期存在的敌对关系，而这种缓和的前提条件则是西方国家必须承认苏联在东欧业已获得的势力范围和领土现状。然而，1956年波匈事件的爆发对赫鲁晓夫确立的“和平共处”却提出了严重质疑，因为这两起事件不仅表明西方国家没有同苏联“和平共处”的愿望，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没有接受“和平共处”的条件。[34]1956年波匈事件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在事件平息后，赫鲁晓夫对外政策的重点开始发生转移，“和平共处”仍然是长期目标，但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必须首先承认战后苏联在东欧已获得的势力范围和领土现状，而对赫鲁晓夫来说，西方国家是否承认战后欧洲现状的关键，就在于西方国家是否承认两个德国。[35]
　　赫鲁晓夫要求西方国家承认两个德国，不仅是出于改善苏联的安全环境和加强对东欧控制的现实考虑，同时也是出于提高民主德国国际地位的个人需要，因为赫鲁晓夫在1953年曾利用东德问题搞垮了他的竞争对手贝利亚，因而民主德国国际地位能否巩固直接地关系到赫鲁晓夫的个人威望和政治前途。[36]赫鲁晓夫认为，妨碍民主德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主要障碍是西方国家始终都拒绝承认两个德国，而这种政策不仅妨碍了民主德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且也损害了民主德国的主权完整和内部稳定；他相信，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西方国家必须接受两个德国这一既成事实，尤其是必须同意与两个德国分别缔结和约，因为和约是提高民主德国地位和保障其主权完整和内部稳定的唯一方法。[37]鉴于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的一贯立场，因此一个必不可免的问题是，应采用什么方式来促使西方国家承认两个德国呢?在这方面有两件事影响了赫鲁晓夫的态度：首先，自从“和平共处”推行以来，西方国家不但没做出任何反应，反而不断加快西德重新武装的步伐，因而1957年赫鲁晓夫在党内的主要反对者莫洛托夫曾经据此指责他的“和平共处”是“天真”和“绥靖”，尽管赫鲁晓夫最终是击败了莫洛托夫，但这一指责极大地影响了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这种影响体现在赫鲁晓夫推动“和平共处”的方式开始由“和平外交”转向了“实力外交”；其次，从1955到1958年，苏联企图以外交手段解决德国问题的不断失败使赫鲁晓夫逐渐丧失了耐心，因为西方国家能否承认两个德国不仅关系到苏联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到他确立的“和平共处”能否继续推行下去，而这点又是同他的个人命运和政治前途联系在一起的。[38]
　　苏联党内的权力斗争及外交努力的不断失败促使赫鲁晓夫考虑以“实力外交”来迫使西方国家正式承认两个德国，苏联核力量的增长则是为赫鲁晓夫推行其“实力外交”提供了必要的手段。[39]
　　值得一提的是，在赫鲁晓夫有关如何解决德国问题的态度转变中，有一个因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就是赫鲁晓夫坚信西方国家并不是真正希望两个德国实现重新统一，因为德国的统一不仅将危害到苏联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影响到西方国家，尤其是英法两国的切身利益。[40]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西方阵营内部对德国问题的立场分歧正是苏联可以利用的资本：首先，这种分歧使西方国家不会仅仅因为拒绝承认两个德国而诉诸战争，其次，只要苏联施加足够的压力，那么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的立场分歧将造成西方阵营内部的分裂，而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苏联的目标是有可能达到的。[41]
　　虽然赫鲁晓夫相信他的“实力外交”有可能达到目的，但他却并没有指望西方国家能立刻就接受两个德国，而正是这种考虑使赫鲁晓夫最终选择了西柏林来作为施压点。[42]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西柏林给民主德国造成的巨大危害是有目共睹的，而它对西方而言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完全相信苏､美､英､法四大国可以就西柏林的地位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从而为彻底解决德国问题，乃至最终实现苏联同西方国家间长期的和平共处争取一个良好开端。[43]选择西柏林来作为突破口同时也表明赫鲁晓夫充分地意识到苏联行为的附带风险，因为以西柏林来作为突破口不仅是能够让西方三国充分重视苏联的要求，同时也使得赫鲁晓夫得以能完全控制这场危机的强度，从而大大减少苏联与西方三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尽管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赫鲁晓夫最终究竟想采取什么样手段来迫使西方三国就范，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赫鲁晓夫绝不希望这场危机发展到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的地步。[44]
　　
　　五､结 束 语
　　
　　1958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列宁体育馆发表了一篇震惊世界的演讲。赫鲁晓夫在演讲中宣布：苏联不久将把管理西德与柏林间交通的权利移交民主德国，西方三国若想继续留在西柏林，只能同民主德国举行谈判，西方三国若以武力阻挠民主德国行使其合法权利，就必须要承担触发全面战争的风险。[45]赫鲁晓夫发表这篇演讲的目的就是敦促美､英､法三国能够同苏联一起尽早结束二战后四大国对柏林的占领体制，但正是这篇演讲直接触发了美苏冷战史上持续的时间最长､同时也最具有对抗性的一场危机，历史上又称作第二次柏林危机。[46]虽然目前现有的证据已基本表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列宁体育馆发表的那篇演讲可能只是他本人灵感的产物，然而在本质上，这场危机可以说也正是美苏冷战的必然结果，即美国对战后欧洲现状的否定立场及联邦德国内部事态的发展都使得苏联感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来促使西方国家正式承认两个德国，而赫鲁晓夫的个人影响则使得苏联的行为以特定方式表现了出来。[47]尽管1958-1962年的柏林危机已经成为了历史，但这场危机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场危机生动地表明了在冷战背景下那种由美苏间相互疑惧而造成的“安全两难”局面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正是这美苏间的相互疑惧使双方都陷入了一种自我毁灭性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恶性循环中，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美苏双方彼此将对方看作头号敌人，因而它们对自身安全的追求通常都是以另一方的不安全为代价，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对战后欧洲现状的否定立场及联邦德国内部事态的发展，才使得苏联感到必须要采取某种强制性手段来迫使西方国家正式承认两个德国。[48]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由美苏间相互疑惧而造成的“安全两难”局面，不仅使世界几次濒临核战争的边缘，同时也使得德国问题最终只有靠分裂才能够得到解决，因为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双方都不能允许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或加入对方，而只有在美苏间的关系得到彻底缓和的前提下，两个德国才能够最终实现重新统一，柏林问题才能最终不再是有可能触发美苏间核战争的诱因，而这点可以说也正是1958-1962年的柏林危机给后人留下的深刻启示。
　　
　　注释：
　　[1]有关冷战结束前西方学者对苏联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行为动机的概述，参见：Hannes Adomeit， Soviet Risk-taking and Crisis Behavio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pp.183-194.
　　[2] 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 Working Paper No. 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ashington D. C.， 1993； Hope M. Harrison， Ulbricht and the Concrete Rose， Working Paper No. 5，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3] Alvin Z. Rubinste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26.
　　[4] U. S. Department of State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58-1960， Vol. 8，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 1058； FRUS 1958-1960， Vol. 9， 1993， p. 35.
　　[5] Kori Schake， The Berlin Crisis of 1948-1949 and 1958-1962， in Beatrice Heuser & Robert �O’Neill，� ed.， Securing Peace i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1992， p. 126.
　　[6] FRUS 1958-1960， Vol. 8， pp.. 61， 332， 596.
　　[7] Kori Schake， “The Berlin Crisis of 1948-1949 and 1958-1962，” in Beatrice Heuser & Robert O’Neill， ed.， Securing Peace i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1992， p. 111.
　　[8] John L.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
　　[9]FRUS 1958-1960， Vol. 8， pp. 235， 709.
　　[10] Henry A.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502.
　　[11] Anne-Marie Burley， Restoration and Reunification，” in Richard A. Melanson & David Mayers， ed.， Reevaluating Eisenhower，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 239-240.
　　[12] U. S. Department of Statement，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321-323.
　　[13] Mary N. Hampton， The Wilsonian Impulse，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1996， p. 37.
　　[14] John L. Gaddis，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p. 170.
　　[15] Alvin Z. Rubinste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30.
　　[16]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1， 135.
　　[17] Alexander W. DePorte， 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71.
　　[18] Vladislav Zubok & Constantine Pleshekov， Inside the Kremlin Cold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4.
　　[19]FRUS 1958-1960， Vol. 8， pp. 378-379.
　　[20]FRUS1958-1960， Vol. 8， pp. 379-380.
　　[21] Charles R. Planck， The Changing Status of German Reunification in Western Diplomacy 1955-1966，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pp. 15-16.
　　[22] Charles R. Planck， The Changing Status of German Reunification in Western Diplomacy 1955-1966，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7， pp. 22-23.
　　[23] 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 p. 3.
　　[24] William E. Griffith， The Ostpolitik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8.
　　[25] 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 p.8.
　　[26] 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 p.12.
　　[27] Mary N. Hampton， The Wilsonian Impulse，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1996， pp. 53-54.
　　[28] Hope M. Harrison， Ulbricht and the Concrete Rose， p. 27.
　　[29] Mark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80.
　　[30] U. S. Department of Statement，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pp.521-523， 524-525， 537-539， 539-541.
　　[31] Hope M. Harrison， Ulbricht and the Concrete Rose， p. 17.
　　[32] Hope M. Harrison， New Evidence on Khrushchev’s 1958 Berlin Ultimatum， Bulletin No. 4，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ashington D. C.， 1992， pp. 36-39.
　　[33] Joseph Nogee & Robert Donalds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nce World War Ⅱ， New York： McGraw-Hill， 1988， p. 30.
　　[34] Vladislav Zubok & Constantine Pleshekov， Inside the Kremlin Cold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87.
　　[35]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47页。
　　[36] Vladislav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 pp. 9-10.
　　[37]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50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47页。
　　[38] Thomas W. Wolfe， Soviet Power and Europe，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0， p. 85； Vladislav Zubok & Constantine Pleshekov， Inside the Kremlin Cold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98.
　　[39]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p. 363.
　　[40]FRUS 1958-1960， Vol. 8， pp. 152，542； FRUS 1958-1960， Vol. 9， p. 37.
　　[41] Mark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83.
　　[42] Hope M. Harrison， Ulbricht and the Concrete Rose， p. 36.
　　[43] Vladislav Zubok & Constantine Pleshekov， Inside the Kremlin Cold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94.
　　[44] Hope M. Harrison， New Evidence on Khrushchev’s 1958 Berlin Ultimatum， p. 39.
　　[4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ment，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pp.542-546.
　　[46] Jack M. Schick， The Berlin Crisis 1958-1962，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1， p. 3.
　　[48] Hope M. Harrison， New Evidence on Khrushchev’s 1958 Berlin Ultimatum， p. 36.
　　[48]关于国际政治中的“安全两难”机理的生成机理及理论意义，参见吴征宇：“论‘安全两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地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北京，100872)�
　　
　　收稿日期：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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