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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歌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时间:2020-07-09 07:19: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宫怨诗何以独盛于唐,原因很多,主要是:一、宫嫔数量之多乃是宫怨诗创作的生活基础;二、唐代思想活跃,社会风气开放给宫怨诗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三、士人怀才不遇与宫女失宠相类似,成为宫怨诗繁荣的另一驱动力;四、前代诗歌传统的影响。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二、三两个因素。
      【关键词】唐代;宫怨诗;繁荣;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73-2.5
      
      唐代宫怨诗之多至少有400首,居历代封建王朝之首。唐代三百年天下,宫怨诗的创作数量超过了自汉至隋约八百年天下创作数量的七倍。不仅如此,它的创作主体广泛,传播速度快,社会接受程度高,审美性强,仅王昌龄一首《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便被清代大诗人、诗评家王士祯评为唐诗压卷作品之一。
      唐代宫怨诗何以独盛,这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前代诗歌传统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活动基础和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关系密切。我们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加以探讨。
      一、有唐一代皇宫内苑嫔妃、宫女数量之多及
      其凄凉无助的生活是宫怨诗创作的现实基础
      唐代前宫嫔之多,以隋代为最,约有万人左右。为了表示与前代不同,唐初出隋宫女六千人。可是唐的嫔妃制度又因袭隋制,这就为宫女数量的膨胀埋下了祸根。《旧唐书・后妃传序》云:“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余六尚诸司,分典乘舆服御。龙朔二年官名改易,内职皆更旧号。咸亨二年复旧。”这种设置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唐代与隋代不同,在长安和洛阳皆设有宫殿,各配宫嫔,这就又大大地增加了宫嫔的数量。《旧唐书・宦官传》云:“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新唐书・宦者传上》也说:“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这一庞大惊人的数字造成了唐代社会的一大弊端。
      大批入住宫中的嫔妃和宫女并非荣华富贵,自由自在。处于上层的嫔妃,得宠的只是少数,正如白居易《后宫词》所说:“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即使得宠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李商隐《宫辞》),“从来闭在长门者,必是宫中第一人。”(李端《妾薄命》)。她们不是在互相倾轧中死去,就是成为像杨贵妃那样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们最好的结局莫过于在宫中孤独寂寞地死去。处于底层的宫女的命运则更悲惨。她们虽然各有职司,地位等级各有不同,但大抵都是供皇帝奴役的对象,或端茶送水、铺床叠被,为其享受;或作乐工歌女,为其娱乐;或外派守陵,为皇族入寺观当尼姑或道士,种种不堪都降临在她们头上。她们的命运何其悲惨呀!她们的身心受到严重压抑和摧残,心中郁结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和哀怨,这就是宫怨诗产生的现实基础。虽然这种生活现实,别的朝代也有,但唐代是那样的突出和严重呀!元和年间,李绛《请放宫女疏》云:“后宫中人数不少,离别之苦,颇感人心。怨旷之思,有干和气。伏冀酌量所要,务放其余。”李绛的这种呼声足见当时宫女问题的严重以及时人对妇女问题的关注。
      二、唐代诗人积极干预社会现实的精神和当时社会
      风气的开放为宫怨诗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唐代是相对思想活跃和社会风气开放的时代。长期以来,门阀世族与中小地主阶级之间较量,至唐世家大族逐步衰落,中小地主崭露头角。自汉以来儒学独尊的局面也被儒释道三家并峙所打破,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强烈冲击,特别是对妇女的看法有新的变化,士大夫间普遍持有同情和关注妇女的心态,对妇女的婚姻、着装都很宽容。当宫嫔之盛成为社会弊端的时候,不少士大夫纷纷上书陈说利害,如贞观二年春三月,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封事曰:“窃闻大安宫及掖庭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衣食之费,固自倍多,幽闭之怨,足感和气。亢阳为害,亦或由此。”此后元和年间李绛上陈的《请放宫女疏》亦持有同样看法,而且说得更具体和尖锐,致使唐代不少皇帝都有放宫人之举,据《唐会要》记载,高祖武德年间、太宗贞观年间、代宗大历年间、德宗贞元年间、宪宗元和年间、穆宗长庆年间、敬宗宝历年间、文宗开成年间均有宫人放出。这种外在的背景和条件促使了宫怨诗的发展。
      在特定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下,唐代诗人有一种积极干预社会现实的精神。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们把反映社会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唐代诗歌之所以辉煌,这是一重要因素。闻一多说:“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有文学,晋魏六朝时期则有文学而没有良心,盛唐时期可以说是文学与良心兼备。”唐代诗歌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创作的。平心而论,唐代诗歌的题材都是旧有的,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收有1472位诗人的28245首诗,占《全唐诗》的五分之三。此书按题材分为39类,没有哪一类前代未曾写过,而唐代诗人硬是在诗歌创作上作出了贡献。唐代诗人的贡献并不在开拓了新的题材,而在于他们就原有的题材,找到并表现了新的体验,这种体验来源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热情关注与积极干预。
      写宫人失宠,汉人写道:“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班婕妤《怨歌行》)仅仅只是对失意人作简单的比喻;到了魏晋南北朝,“春苔暗阶除,秋草芜高殿。黄昏履綦绝,愁来空雨面。”(陆机《班婕妤》)开始用周围环境的萧瑟来衬托宫人失宠后的凄凉处境;可是到了唐人手里,“真成薄命久寻思,梦见君王觉后疑。火照西宫知夜饮,分明复道奉恩时。”(王昌龄《长信秋词》)我们从中似乎听到了宫人心中深沉的怨恨,不得不对她们的悲惨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但诗句读来又是那么委婉含蓄,绕梁三日,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宫殿沈沈月欲分,昭阳更漏不堪闻。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刘皂《长门怨》)诗人体验到了宫女的细致心理,代替宫女喊出了她们内心的不满与怨恨。这就是唐代宫怨诗的过人之处。
      唐代文化环境的宽松众所公认,诗人从来没有因为在自己的作品中讽喻时政而遭到贬谪或流放的处分。白居易的《长恨歌》公开谈论玄宗好色而招致安史之乱的过错,诗歌不仅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最终还得到宣宗皇帝的赞誉。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别的朝代将是难以想象的。在唐代这样开放的社会风气里,我们不难理解大谈宫闱秘事的宫怨诗为何如此的流行。
      三、士人怀才不遇是唐代宫怨诗繁荣的另一驱动力
      近人黄永武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深入地分析,现摘录如下:“宫词虽专指宫女们失宠的心理状态,其实也是妇女们普遍没有安全感的代表。在古代,非仅宫女仰仗皇帝个人的好恶,就是士大夫也常常自比妾妇,仰仗君子的爱顾,官位不亨达,托宫词以寄怨的也很多,所以宫词实在也触及了古代读书人普遍的一个心结。好诗总会在某种涵义上具有普遍性,有才无运与红颜薄命相似,因而‘红颜未老恩先断’与‘出师未捷身先死’一样,会令普天下有情男女为之一恸!古典诗中“宫词”数量之多,绝不是喜欢‘将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吟弄欣赏的材料’,实在是触及了社会制度、政治结构、基本象征与命运无奈的种种缘故。咏宫词、咏王昭君,都可能与自身内心的垒块有关。”的确如此,诗人们大量创作宫怨诗许多是与他们仕途的坎坷密切相关。
      我们来看章碣的《东都望幸》:“懒修珠翠望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初读这首诗会感觉这仅仅是一首宫怨诗,但了解作者创造这首诗的背景后将会发觉它原是一首讽刺诗。原来章碣咸通末年(公元874年),颇有诗名,满心以为可以成名了。乾符中,高湘知贡举,章碣去应试。谁知高湘从长沙带了他的得意门生邵安石来,录取了安石而不取章碣。章碣怨恨之余写了这首《东都望幸》来讽刺高湘。
      唐代科举取士,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进士科所取的人数,前后期有所不同,但大致在三十人左右。据唐宋人的统计,录取的名额约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明经科较多,约一百人到二百人之间。进士、明经加起来,也不过占考试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见,风尘仆仆奔波于长安道上,绝大多数是落第者。这些落第者的处境与失宠宫女的遭遇是何等的相似呀。在替宫女感叹“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的杜荀鹤何曾不是在感叹自身的怀才不遇呢。
      古人借男女来喻君臣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周易》:“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顺从于天,妻顺从于夫,臣顺从于君;妻之于夫犹如臣之于君。梅鼎祚云:“古宫怨诗大都自况。”清人孙涛《全唐诗话续编》亦云:“唐人流放,每托意于宫闱。”唐人写宫怨或多或少是借宫女的哀怨来抒发自身怀才不遇的感伤,借宫人爱宠的由盛到衰抒发自身对被最高统治离弃的恐惧和忧虑。这种寄托或明或隐,或有意而为或无意而作。明显有意而为的如陈子昂《感遇诗》其二十六: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日耽瑶池乐,岂伤桃李时。青苔空萎绝,白发生罗帷。“感激顿挫,微显阐幽”的《感遇诗》在这里绝不是仅仅对宫女遭遇的简单同情,更多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但唐代宫怨诗大都写来没有这样自觉,我们在欣赏它们时如果结合作者的身世或许会更深刻理解诗的内涵,如:段成式的《汉宫词二首》之一:“歌舞初承恩宠时,六宫学妾画蛾眉。君王厌世妾头白,闻唱歌声却泪垂。”段成式在两《唐书》皆有传,《全唐诗》的小传更全面,云:“段成式,字柯古,河南人,世客荆州,宰相文昌之子也,以荫为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历尚书郎、太常少卿,连典九江、缙云、庐陵三郡,坐累,退居襄阳,集七卷,今编诗一卷。”诗人出身高贵,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可最终都没得到过重用,诗人把满腔的怨恨都寄寓在了诗中。
      因此,唐代的宫怨诗正如明人朱之蕃指出:“大凡宫词之体,不淫不怨尽矣。唐人作宫词,或赋事,或抒怨,或寓讽刺,或其人早负才华,不得于君,流落无聊,托此自况。若概以怨观之,则失讽人之意矣。”
      四、前代抒写怨情的诗赋为唐代宫怨诗的创作提供了艺术养料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除了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外,还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有其在文学传统范围内的前后承传关系。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从《诗经》开始到唐代,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前人丰富的创作经验,如《诗经》的写实传统、《楚辞》的浪漫气息、汉魏古诗的“风骨”、齐梁新体的“声律”、乐府民歌的清新色调、六朝文人诗的修辞技巧等,无一不为唐诗所充分吸取。
      宫怨诗是唐诗大花园里一株凄美动人的奇葩,它也是在吸取传统文化养料基础上茁壮成长、发育成熟的。不过唐代诗人对待文学遗产,也并不是没有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有意识地有所选择,有所扬弃。就拿宫体诗来说吧,宫体诗是南朝齐梁时代在宫廷中形成的一种颓靡诗风,“清辞巧制”、“雕琢蔓藻”;“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唐人剔除了宫体诗偏重形式、忽视内容的倾向,吸取了它对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讲求骈偶和声律,给诗增添新的色彩和铿锵的声韵。商伟在他的《论宫体诗》中甚至认为“闺怨、宫怨是艳情诗的变种,宫体的分枝。”杜甫《戏为六绝句》中谈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一方面要反对“伪体”,一方面要广泛学习,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这也应该是备受诟病的“伪体”宫体诗何以在唐人手里能够大大向前发展成为含蓄婉转、意味悠长的宫怨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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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1年1月12日
      【作者简介】王娟:女,文学硕士,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向:中国古代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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