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贵阳改革开放最有影响的５次会议]
时间：2020-07-06 15:05: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30年，弹指一挥间。但这30年，对于正在不断融入世界发展潮流、踏上勃兴大道的贵阳市来说，其折射出的绝不仅仅是百姓得到“实惠”二字，更让人反思的是过去一系列深层体制改革引发的不断推手效应，因此贵阳市这30年来的一页页历史值得关注。
我于1977年10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副秘书长，主要任务是为市委常委会议服务。1982年任书记助理。1983年10月起任市委副书记、市长。1985年11月起任市委书记。1993年2月任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1995年调省委工作。这一段时间，贵阳市的重大事情，前几年我是参谋者、执行者，后10多年是决策者之一。追忆那一段亲历、亲见、亲闻的重大事情，触摸那一段历史，让人不禁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1979年1月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改革开放真正迈开步伐
这次会议，主题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在思想路线上从“两个凡是”转移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轨道上来；在政治路线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
会议从元月16日开始，到24日结束，集中的问题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必须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要调动积极性，必须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之后，全市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补课，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把干部思想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抓好落实政策，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少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贵阳改革开放的步伐才真正迈开。
印象特别深的是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成立了中共贵阳市委经济调整改革领导小组，当时在贵阳市很有威望、很有水平的夏页文同志重新恢复工作后（担任市委常务书记；1981年7月，金凤调任省委组织部长后，夏页文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亲自任组长，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朱厚泽任副组长，我兼任办公室主任，并抽调懂经济、能力强的20多位同志到调改办来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于1982年提出了以发展21个消费品和10大配套工业为重点的《贵阳市调整国民经济纲要》，形成市委的决定，并改组了部分企业，建立了产销结合的12个专业公司。这个《纲要》对当时贵阳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现在看来，由于历史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没有跳出“全民所有制”的框架，突破性是不够的。
1979年12月，市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组织工作座谈会精神，根据现状，制定了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5年规划。到1982年，全市就选拔了527名年龄在55岁以下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其中有111名担任了区委、区政府和市直部、委、办、局的领导职务。1983年，又制定了培训干部的10年规划，到1987年底，培训了7.5万人次，使过去长期存在的各级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逐步改善，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1980年7月的三级干部会议：释放农村经济活力
这次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6月28日至7月4日，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扩大区委书记参加）；第二阶段，7月5日至15日召开市、区、公社三级干部会。会议的主题是，贯彻省委地委书记会议精神，调整农村经营管理方式，实行包产到户。整个会议的过程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是贯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过程。
会议经过反复学习、交流，特别是介绍了1979年花溪区试点一年70%的农户实行包产到户，生产大幅增长，农民欢欣鼓舞的典型经验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市委的文件。到1980年底，全市74%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82年全部推行了包产到户。当年普遍取得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喜人效果。
为了把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向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商品率上来，根据当时中央指示精神，大力促进农村重点户、专业户（简称“两户”）的发展，明确提出“‘两户’是农村的新生事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1984年春节，已调任省委担任领导职务的朱厚泽同志和我、花溪区区长刘朝正三人专程拜望花溪区一户养鸡专业户。消息在第2天《贵州日报》上头版头条刊出，同时刊出大幅照片“立此存照”，对当时解除农民的顾虑产生了较大影响。当年8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两户”表彰大会，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各种能工巧匠、经营能手和知识青年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到1987年底，贵阳郊区从事养殖、加工的“两户”达到4112户，新经济联合体（合伙经营）748个，对增加城市副食品供应，增加农民收入，增强示范作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84年2月的市委工作会议：城市改革起步
这次会议，共开了10天，也是白天、晚上连着开。会议的主题是学习传达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农业方面的方针政策）、胡耀邦总书记视察贵州时的讲话和春节前召开的省地委书记会议精神。
在我的记忆里，党的一把手到贵州视察工作，胡耀邦同志是第一个。时值元月，冰雪凌冻，胡耀邦同志感冒发烧39度。但生着病的胡耀邦同志，沿着崎岖山路，长途跋涉，深入边远山区调查研究，到贵阳后，边输液边找人谈话。3天后，在省政府大礼堂给全省地厅级以上干部作报告。报告的内容很丰富，主要内容有：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路线、总目标；西南地区要规划建设成能源、原材料、畜牧业等四大基地；贵州要修宽、平、直的高等级公路；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等。
这次会议还传达了省里决定贵阳市作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并决定把省属100多家企业下放给贵阳市管理，要求贵阳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10多个涉及市级主管部门简政放权、改革开放、搞活企业的政策文件。
严格意义上讲，贵阳城市改革是以这次会议为真正起点展开的。明确提出在工业、流通、郊区农村、城市建设、对外开放等关系贵阳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重大领域建设上要迈出大步。此外，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计划、科技、财税、金融、物资、价格、外贸、劳动工资等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单项的、局部的改革逐步形成城市综合配套改革，但这些改革还只是初步的，仍然停留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直到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后，才有大的突破。
1986年1月的市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明确贵阳在全省“做表率，走前列”的使命
1986年是“七五”计划开局之年。市委于元月7日至12日召开了全委扩大会。总结“六五”时期工作，布置“七五”时期任务。会议结束那天，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到会讲话，明确指示贵阳市委在全省“做表率，走前列”，具体要求是：1.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走在全省前列；2.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全省前列；3.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方面走在全省前列；4.在发展教育开发智力方面走在全省前列。
为了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做表率，走前列”的指示，贵阳市开展深入调查研究。进行分类排队，列出了几十件实事，层层召开动员大会、专业会议、群众会议等，统一思想，制定措施，逐项落实。“七五”期间贵阳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城市建设、思想工作、科技教育等都很生动活泼，颇有起色。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快，城市形象不断改变。贵黄、贵花高等级公路，贵阳城内的瑞金北路工程、花果园立交桥工程、汽车客站改造工程、民用煤气工程、郊区“粮棉布”（国家库存的粮、棉、布处理的资金补助）通村公路的工程都全面展开，贵阳像一个大工地。美国华人办的《世界日报》还作了褒义的报道。贯穿贵阳市区的南明河治理工程也全面展开，胡锦涛同志亲自带领省委机关干部参加挖河抬土的义务劳动。在这段工作中，市委形成了“退二进三”（市区内的第二产业退到城外，进入第三产业）、“以路带房”、“以房补路”、“以地生财（资本置换）”的思路。还确定了“繁华区南下，城市新区西进”的思路，筹划利用日本协力基金贷款筹建西郊水厂，放在市区西面金华镇一带。这样，原有滇黔、川黔铁路，新建贵黄高等级公路，加上正在筹建的贵遵高等级公路，使金华、野鸭、阳关一片的路、水有了保证，为今日的金阳新区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胡锦涛同志批准，市委、市政府领导率各局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学习考察团，用20多天时间，赴山东的青岛、烟台、潍坊，广东的深圳、佛山、东莞等8市考察学习。“两东八市”考察回来后，参照他们的经验，贵阳市计委、经委、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土地、房管等部门出台了12个文件，100多条措施，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召开了“四干会”（市、区、乡、村），介绍经验，解放思想，研究问题，讨论文件。会议结束时，胡锦涛同志亲自到会讲话，支持鼓励。这次“四干会”后，贵阳市的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快，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探索，出现了一个高潮，收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新添寨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小河工业区的建立也是这一时期起步的。1986年的一天上午，胡锦涛同志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如何想办法把“三线”建设时期进贵州的国防工业高技术人才留住，不让“孔雀东南飞”，中央也有把三线建设时期搞的“山、散、洞”的企业搬出来的指示精神，要我思考并拿出意见。回来后，经过市委、市政府研究，提出在靠近城区、交通、通讯、生活供应方便的小河、新添寨两处建立国防工业搬迁基地的意见。胡锦涛等省领导还亲自去考察，最后确定下来，统一规划，配套建设，逐步搬迁。现在两个区已经形成，成为贵阳经济增长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市委提出了“科教兴市”的战略，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制定了《科扶兴市规划纲要》、“科技兴企”、“科教兴农”、“科教兴菜”计划和教育发展计划。召开了贵阳市内的省属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横向联合会议。在思想保证、组织保证、政策保证、资金保证上出台了可行的政策措施，并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各地高校联系为贵阳培训人才，使贵阳的人才开发，科技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也有突破。1988年贵阳市进行了公开招聘县级领导干部试点，招聘1名市科委副主任、1名园林局副局长、2名统计局副局长。从5月17日在报上公开刊登启事，到正式宣布受聘干部，历时3个月，25名应聘者经过严格的笔试、口试、答辩、专家评鉴和组织考察，成功地选出了上述四个岗位的干部，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当时这种改革全国不多，中央组织部充分肯定并派人专程到贵阳总结经验，转发各地。城市开展“党员责任区”，农村开展“双带”（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活动、村村建党员活动室等也全面展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
为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采取了正面教育和打击惩处相结合的办法。1986年下半年，市委在全市开展了一次“为人民服务大讨论”的活动，领导机关带头，领导干部带头，各行各业、各基层单位都积极进行，制定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行为规范，也收到明显的效果。
1992年9月的四级干部会：开放态势的大推进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传达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贵阳也不例外，掀起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生产力的热潮。
在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与争取下，1992年8月，国务院发出了国函（1992）93号文件，明确了贵阳市为内陆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政策。
贵阳市以此为契机，召开了3000人参加的“四干会”（市、区，乡、办事处，村、居委会）作动员，开展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讨论。破除“左”的意识、小农经济意识、产品经济意识、封闭意识的束缚，努力实现“换脑筋”、“抢跑道”、“抄近路”、“拦腰上”。这场大讨论，为贵阳市进一步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省委、省政府组织省级10多个主管厅局，帮助贵阳市拟定对外开放的10多个文件，100多条政策措施。总的精神是把省级的有关权限下放给贵阳市，如基建项目、技改项目、外汇额度、合资企业等等的审批权限都扩大了。贵阳在改革开放中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还成立了“外商服务中心”，对投资者实行“一站式”、“全过程”服务，使贵阳对外开放的“软环境”有了进一步改善。
在“硬环境”上，修建现代化、全天候的龙洞堡机场，打通空中通道。经过几年的努力，炸平100多米高的12座山，填平几公里长，100多米深的山谷，在离贵阳最近的崇山峻岭中，建起了符合国家净空条件标准的龙洞堡机场，于1996年8月18日通航，大大拉近了贵阳与外省、外国的距离，推进了贵阳的对外开放。
按内陆开放城市的要求，小河工业区改为“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特区政策。从原来的3平方公里，规划为9.3平方公里，办成“深化改革的试验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发展内陆企业的基地，高技术、高创汇、高效益的综合开发新区”。经过几年的工作，得到国务院特区办的好评。新添高新技术开发区也从省级上升为国家级，受到国家科委的表彰。
为拓展贵阳发展的空间，省政协组织以邱耀国副主席为组长的调查组，在以省委研究室主任何仁仲同志为组长的省委调研组上世纪80年代初期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再一次对贵阳市带县作专题调研，提出了带12个县、8个县、6个县的3个方案。贵阳市委从贵阳实际出发，提出只带“一市三县”（清镇市、开阳县、息峰县、修文县）。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同意后上报中央。1995年7月，国务院以国函（1995）65号文件，决定从1996年1月1日起，安顺地区的上述“一市三县”划归贵阳市管辖。这样，贵阳工业的布局，副食品基地的布局更加合埋，也有利于黔中经济带的建设和发展。
为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贵阳狠抓外语、外经、外贸、涉外金融、涉外法律“五外”人才的培训和引进。分期分批抽调年轻干部到清华、北大、南开、对外经贸大学等全国名校进行专业培训，引进“五外”人才也取得成效。有了懂行的人才，对外开放的工作才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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