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其人及其死 死端过滤

　　端方是百年前中国政坛上的一名闻人，生前名气很大，死后更大。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郑孝胥品论清末四大能臣说：“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能与南皮、项城者并肩已属非常，更何况评语第一。
　　在辛亥革命中，清朝的封疆大吏被杀仅3人，分别是63岁的山西巡抚陆钟琦、66岁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和曾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51岁的端方。其中端方职位最高、最年轻、最有本事，死得最窝囊。
　　端方之死，印证了伟人之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同时也清晰而无奈地表明：当革命洪流到来时，被涤荡的不全是污泥浊水。
　　一
　　端方，字午桥，号�斋，满洲正白旗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出生于直隶丰润（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的一个满洲贵族家庭。光绪八年（1882）由荫生（因先世荫庇而入国子监读书）中举人，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直隶霸昌道。端方既是根正苗红的旗人，又出身于科举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之一，所谓“大荣、小那、端老四”。“大荣”即荣庆，曾任刑部、户部、礼部尚书等职，因建议先反腐败再政改而被后世列入“保守派”；“小那”即那桐，后来官至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此人为著名的腐败分子，与总理大臣庆亲王奕�专事贪贿，合称为“庆那公司”；“端老四”就是端方，想必是从家中弟兄排行序位而得名。三人当时都是上级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尤以端方出类拔萃，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比前两位多得多。此公思想开明，能说能干，在那个满洲官员普遍低能颟顸的岁月，显得十分抢眼。清朝最重要的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他都干过。
　　端方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时，只是一名厅局级干部（道员）的端方，被赏加三品卿衔，主持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的工作，参与到改革实践之中。后政变陡起，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但最终化险为夷。据说端方的脱险缘于他进呈了一首歌颂慈禧的《劝善歌》，受到慈禧赏识，“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为‘升官保命歌’”。但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端方不像康有为那般激进，对慈禧也非常尊重。认识到晚清中国必须变革，但又力主走渐进的道路，这是端方的一个显著特色。
　　端方成为晚清政治中的要角，则在庚子年中。是年八国联军进犯，京城沦陷，慈禧挟光绪仓皇出逃到西安，而这时端方正好代理陕西巡抚。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省在巡抚毓贤的主持甚至亲为下，残杀外籍传教士、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成为“基督徒流血最多的地方”。而在与之相邻的陕西，主政者端方却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民教和谐、中外相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也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选择逃难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的突然发迹与此次护驾入陕关系极大，后被擢升为西安知府的胡延有《长安宫词》100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论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莱馆，旌节花开一品红。”原注：“陕西护抚臣端方当拳焰方张之际，懔遵谕旨，保护教堂最力。偶有乱民蠢动，立置重典，羽书下州县，责令谨守条约，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脱。虽指摘交乘，卒赖镇定之力，全境�安，圣驾得以安然临幸者，端方之力也。两圣莅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抚，旋加头品顶戴尚书衔。”写命令通知写得手腕子都快折了，可见多么急迫，多么卖力。从诗中可以看出，在义和团声势最盛而且得到朝廷支持的时候，端方即“保护教堂最力”，从而保证了陕西全境的镇静，也使出逃的慈禧有了一处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同时又把自己送上了封疆大吏的位置。
　　二
　　端方作为晚清重臣中的开明派，其对国内政治生态影响最大的则在发展文化教育和力主宪政上。端方历任湖北、湖南、江苏、直隶等地的方面大员，在其任上，兴学育才始终是其重中之重，不论是推进留学事业，还是建立和完善现代教育体系，都堪称全国的模范。他在清末新政活动中创建的诸多“第一”：1902年，在湖北巡抚任上创立湖北幼稚园，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1902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奏清廷，建立湖北图书馆，此为湖北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1905年，在湖南巡抚任上开办湖南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派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女留学生20人赴日本学习，举办湖南历史上首次体育运动会。1907年，在两江总督任上，饬令南京各学堂举行运动会，此为南京历史上第一次全城学生运动会，又创办江苏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为安排从爪哇归国的侨生，创办暨南学堂，即今暨南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华侨教育的摇篮。1908年，创办两江最早的法政学校、商业职业学校等等。
　　端方本人博学能文，加上他重视文化教育，礼贤下士，故许多名流均乐为其所用，要么被延揽为幕下，要么被他推举到实施新政的重要位置。《清史稿》中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把他比为清朝集显宦、宿儒于一身的两大代表毕沅（乾隆二十五年状元、湖广总督）、阮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嘉道年间名臣）是并不夸张的。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俱佳，历史学家邵镜人说他“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思想家、教育家严复说他“为近时之贤督抚”。当他任两江总督时，“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清史稿》）。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党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端方从湖南巡抚任上被召回北京，升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被派遣了更为重要的任务。9月24日，清政府派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宪政，预备制定宪法。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商部右丞绍英、湖南巡抚端方。这5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载泽）；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端方）；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戴鸿慈、绍英）；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徐世昌）。五大臣出发之日，革命党人吴樾以自杀式炸弹，在正阳门火车站行刺，致使起程之日推迟，徐世昌、绍英也被顺天府丞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二人接替。此次出国考察为分头进行。一方面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赴英、法、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则由戴鸿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12月7日，戴鸿慈和端方秘密出发，率领正式团员33人，从秦皇岛乘海圻号军舰赴上海，于12月19日下午转乘美国邮轮赴日本。戴、端一行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匈帝国、俄国等十国，于次年8月回国。在端方的生平中，这次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履历。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当时中外舆论普遍关注的大事，是中国宪政史和中外交流史上极重要的一笔。其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从端方考察归来所著的《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两部书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端方介绍文明社会的政治学常识，很多论述均为开先河者。比如他分析臣民权利和义务，对“义务”仅用了100多字论述，而在“臣民之权利自由”中，则以2000多字的篇幅浓墨铺陈，“人身之自由”、“家宅之安全”、“居住转移之自由”、“信书之秘密”、“所有权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论著作印行结社之自由”、“请愿之权利”、“裁判之公平”等等，逐项列举无一遗漏。又痛论曰：“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这在总是强调人民对政府负无尽义务的传统社会，真如电光石火。如此系统地把欧美宪法中权利自由的条文译介过来，且公开出版，并上奏最高当局者，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端方的这两部书,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奠基之作。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国之后，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早在出国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数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旗籍官员。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立宪”日本战胜“专制”俄国后，在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内，同时爆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端方是宪政救国论者，认为“中国非立宪不可”，但他同时又以日本立宪经过十多年预备期为例，称“速立宪又不可”，理由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他的这番话，显示了其渐进改革者的特色。
　　当时，清廷中立宪派与反宪派争论十分激烈，端方三次上折，铺陈各国宪法，极力主张立宪。一次，端方拜见慈禧,太后问：“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回答道：“还有一事未办。”“何事？”“尚未立宪。”又问：“立宪又能如何？”端方回答：“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此话一出，慈禧倏然动容，沉思良久。
　　1906年7月13日，清廷布诏，宣示实行预备立宪。应该说，其中端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回顾百年前的这一幕，就实施宪政来讲，应该承认的确无法一蹴而就，确实需要一个为时不短的准备过程。今天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审视清末的这场有重大意义的宪政运动，尽管看到更多的是短缺、讹误，并充满了悲剧的气氛，但它毕竟是中国近百年宪政史上第一个有价值的思想表现和行为展示。而就赞赏、译介、阐释、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权利的功绩而言，并不能完全挂在所谓“弃传统而不顾”的激进留学生或革命家身上。
　　三
　　1909年，两江总督端方被擢授直隶总督。虽同为总督，但直隶总督在地方官员中排序第一，是所谓“疆臣之首”，端方眼看就将入阁为相参与枢要了，却突然遭遇了一场政坛“滑铁卢”。
　　此前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1909年清廷要筹办慈禧梓宫移陵。作为直隶总督的端方被任命为“山陵大差”，负责一切相关事宜。
　　过去，皇帝皇后下葬，事前照例要派出大臣勘察皇灵经过的路线。慈禧死后葬于遵化东陵普陀峪，勘路大臣派的是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此人是李鸿章的长孙。李到天津时，端方认为他虽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却属晚辈，没有必要亲自去接，只派了个代表拿着自己的名帖代为迎迓。这使李国杰颇有几分不快。
　　第二天，李国杰来访，端方照例寒暄几句后，向李国杰夸口：“我端某居官多年，难道这点儿勘路的事还办不了么？贤侄不用操心啦，由我另外差人去办吧！”李国杰认为端方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心中更是不舒服。
　　李国杰事毕回京，端方也没有按钦差礼制送行，更加使得李耿耿于怀。回京后，李一直找机会，想出这口怨气。
　　且说端方当年从外洋考察带回了电影放映机和手提照相机，不想这两件洋玩意儿都给端方带来了麻烦。电影放映机头次派上用场，是宴请载�等人后放映电影。可放映当中电机突然爆炸，挨得近的几个人都给炸伤了，载�更是饱受惊吓，害了一场大病，对端方不无埋怨。
　　那手提相机闯下的祸更大。端方想在慈禧下葬时拍摄些照片，作为日后的纪念，但因为自己不好亲自出马，就请了一个照相师前去代劳。慈禧下葬那天，照相师坐着端方的马车，提着相机沿路拍照，开始没有一人拦阻。皇灵到了寝门面前，自隆裕太后以下王公大臣分班下跪行礼。这个照相师没有下跪，而是站在人群背后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可劲儿拍。一个御前侍卫瞅着不顺眼，上前把他抓住，指着相机问道：“这是什么东西？陵寝重地你是怎么进来的？”隆裕也惊动了，降旨严问。照相师回道：“是端大人带进来的。”庆亲王喝道：“好生无礼！在御前还称什么端大人，叫端方！”李国杰马上高声喊道：“端方身为封疆大吏，意敢叫一个市井之人混进大臣行例，在皇太后面前拍照，实属犯了大不敬罪，应请严加议处！”这时摄政王载�也因电影放映机的事情怨气未消，发问：“端方，你身为大臣，世受国恩，意荒悖至此，是何居心？”
　　端方能说什么呢？端方什么也不能说，只有唯唯，扎着脑袋听训。
　　1909年11月20日，李国杰弹劾端方，理由是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证据有三：葬礼中沿途派人照相，“毫无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迁奠礼上焚化冠服时，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其实是为了照明)，“马上传递，未为不便，何必借行树为电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诛”。
　　根据曹汝霖（曾任职清廷商部和外务部，五四运动时著名的“卖国贼”）的回忆，李国杰参加典礼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端方所为。冒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李国杰参劾。不管是衔怨所至，还是被人激将，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而三天后，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曹汝霖记载：“伟侯(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摹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这话不无道理。光绪死后，慈禧遗嘱光绪之弟载�的儿子溥仪即位，26岁的载�为摄政王，成为大清国的实际统治者。光绪遗言“杀袁世凯”，载�因张之洞等老臣劝谏未杀之而将其撵回河南老家，已经十分窝火儿。此刻与袁老四联姻的端老四是自己撞到枪口上了。而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就很容易找来满洲亲贵的物议，引火烧身。有史料表明，真正动了大怒的，是当时的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著毋庸置议。”
　　照相，架设电线，无非都是想借助现代技术，把差事办得漂亮点。端方丢官，实在是无妄之灾。当时《大公报》就发表评论进行了辛辣嘲讽：“自光学发明而后有照相机之作用，自电学发明而后有电线杆之设布，我国之有此等机械犹在近数十年，故关于此等犯罪律例上无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属出人意料。由此推之，凡近来以摄影为纪念、以电机通言语者皆以不敬待之耳，否则何解于端方之革职？”端方解职由津晋京，天津官绅商学各界特在车站搭棚恭送，《申报》报道称“商学各界在车站送行者不下数千人，皆有依依不舍之意”。
　　李国杰对端方的指控和清廷据此对端方的处分，不但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即当日的士大夫评议中，也颇为不满。但保守的“皇族内阁”中，除了那桐对端方颇为同情之外，其他人对端方则殊无好感。久任封疆的端方锐意改革，在出任直隶总督伊始，就以政坛老人的姿态一再批评载�任人唯亲、专意于皇族一家之私利。李国杰的参奏，虽则荒诞不经，却给载�摆脱端方找了一个理由。
　　荒唐故事的背后是权力的争斗。据说李国杰找端方茬子内中还有一因，他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向“午帅年伯大人”致函一封，为自己和他人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过官职，而端方承允之后未曾践诺。这就在“衔怨”和“激将”之外再加上一个“报复”了。端方敢言敢为，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加之升迁过速，又锋芒毕露，难免为人所忌。
　　正当国内外都对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而给予热望时，这位“年富力强”的政坛明星却因严重违纪而被“双开”，实在是人生仕途的一大挫折。
　　四
　　近人笔记中有一些对端方不利的说法，主要是称其“好货”，也就是他遭人弹劾的“贪横”。这一说法也许不是空穴来风，否则端方也玩儿不起古董。不过晚清官场贿赂公行，端方作为一个有特殊嗜好的封疆大吏，未能洁身自好并不意外，也不应影响到对其作为政治家大节的评价。
　　在史籍对端方的介绍中，经常看到“收藏家”、“金石学家”等称谓。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端方从政之余，醉心于古玩收藏，是中国著名的收藏家之一，同“买走”敦煌莫高窟巨量珍贵文物的世界“第一流汉学家”法国人伯希和等人保持着良好关系。在出洋考察期间，他还收集了古埃及文物，是近代中国收藏外国文物第一人。
　　有则轶闻，说端方原先并不懂得收藏，有一次官僚们聚会，人们谈论古董时他也凑热闹，当场被讥：“你懂什么！”面对如此奇耻大辱，他“知耻而后勇”，从此发愤研究汉民族传统文化。此公聪明加勤奋，更“利用工作之便”，尤其在陕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终于嗜古成癖，一发而不可收，不数年，海内果真刮目相看。
　　端方的收藏面很广，中国传统士大夫收藏的各种门类，诸如青铜器、碑刻、古印、古砖、泉范，甚至井栏、田券、坟券，只要有文字、饰纹、有考订价值者，皆兼收并蓄。《�斋吉金录》是他收藏青铜器的著录，共计448器。其最负盛名的青铜藏品，是一组于1901年从陕西凤翔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可惜这组宝贝在端方死后流入美国，入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是端方的朋友、拜把子兄弟、被清廷封赐为二品顶戴的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干的“好事”。后来有人传出，此套古禁器物卖了20万美元，这笔钱无论在当时或是现在，都算一笔巨额。福开森在《�斋旧藏古酒器考》中说：“1911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器物以自给。近年贫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后又加入一件觯，计为20件），归于我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1924年春事也。”
　　举世闻名的毛公鼎是中国青铜器中的扛鼎之作，现收藏于台北故宫。这件重量级的国宝于19世纪50年代在陕西出土后，在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据后人回忆，“本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倚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倚仗权势，强行买走，在这几个字的描述下，端方已是十足的坏人了。
　　毛公鼎到端府后，端方之女出嫁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端府欲以此鼎为陪嫁。而袁家不敢接受。端方死后，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这个鼎是有很多故事的，后来还经过叶恭绰之手，最后由上海商人陈咏仁于1946年捐献给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
　　端方的宝贝藏品是因其死而四散的。论及他的死，真的是很窝囊，而且有点儿冤。
　　五
　　在1909年英国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当局的报告中，说明了这一年中国人事变动的实际问题所在：“1909以一个进步的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指袁世凯）的解职为开端，而以另一个在外人看来其自由倾向仅次于袁世凯的进步政治家端方为终结。”1909年，以袁世凯和端方的撤职，标明了晚清的政治走向，是朝野合作的改革共识彻底破产。台上是皇族唱戏，台下的则四方鼎沸，端的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
　　如果不是1911年春夏之交川鄂保路运动风起云涌，端方的政治前途，或将在1909年终结。
　　铁路风潮起因于清廷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主持的铁路国有政策。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3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一种自然的政策转向。清政府认为，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西方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铁路建设才会取得成效，而南方各省相当多的绅商则主张继续由民间自办，这样就产生了碰撞。今人一直习惯于把清政府的做法称为“卖国”，把以“商路亡，中国亡”为号召鼓动风潮的人们称为“爱国者”，未免忽略了情绪化的东西下面掩藏着的利益考量。
　　铁路风潮牵涉多省，为什么唯独四川闹得最凶？原来，湖北、湖南两地商人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而四川铁路公司亏空的300万元，盛宣怀却拒绝补偿。原因在于，四川铁路公司的亏损，是该公司一名叫施典章的经理，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潮中投机亏空了。盛宣怀也是振振有词：全国老百姓交到国库的钱，怎么能为民营公司自己做投机生意经营不善而买单？
　　关于“保路运动”，学者周锡瑞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精辟论断:
　　那些钱庄倒闭时，钱丢了，而中央政府拒绝补偿四川公司那些股份。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绅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辞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辞藻还是辞藻，并未见诸行动。
　　四川发起保路运动的绅商们，他们将自己的策略归纳为两句毫不含糊的话，即“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这些手段，是打着让人热血沸腾的旗号，是动员成千上万的群众，是使社会局势严重失控。而参与这场群众运动的旨在推翻专制政府的同盟会革命党人，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1911年５月，在盛宣怀的推荐下，罢官两年的端方被清廷起用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东山再起”，传言说是他不甘寂寞、多方运动的结果，而从他此后在私信中多次流露对这一任命的迷茫情绪看，这种说法并不可信。
　　清廷之所以相中端方，实因为铁路风潮集中于南方，而“端方曾任湘、鄂两省督抚，两省士民甚有感情，若令其前去，善为劝导，必能弭祸无形”。端方在湘、鄂两省督抚任上，确与地方绅民关系不错，但问题在于，如果某件事情牵涉利益甚巨，则感情云云往往又是靠不住的。而铁路风潮正是牵涉利益甚巨的一件麻烦事。
　　临危受命，对出身满洲正白旗、世受皇恩的端方来说，义不容辞。但形势已远超过端方与清廷的设想。端方对保路运动爆发后的复杂局面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出发前和赴川途中，曾多次谏言，要求朝廷废除国有政策，以免刺激众怒，引发全面骚乱。如果改变政策动静过大，则以平息川人为要紧，不就是300万元钱吗？当前最最重要的，是维持稳定，万不可因小失大。
　　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清兵当场枪杀到总督衙门请愿的群众30余人，制造“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
　　9月10日，急命在湖北的端方带部分鄂军赴川进剿，并将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端方自率武汉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共2000人，从汉阳出发入川。
　　一路上，端方走走停停，迟迟其行，显示了他对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茫然。他也知道危机迫在眉睫，并力图用清廷官员罕有的柔软身段将其化解。随端方入川的幕僚后来向朝廷报告：“此行端故督上体朝廷德意，下念民生困苦，虽带有鄂军两标护行，实不主剿办宗旨。沿途皆由端故督竭诚演说，日行百余里，道路崎岖，宿于牛栏豕圈之间，寝食俱废。然遇村屯乡镇人烟稠密匪徒麇集之区，犹作舌敝唇焦口讲指划，务使川民皆感朝廷恩惠，解散胁从……是以每到一邑或一州一镇，人民皆备极欢迎，结彩舆前有如山积。”端方家丁也向朝廷报告：“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六大人（端方之弟端锦）前往演说……各界感情殷殷。”端方又根据地方人士的申诉，向朝廷电奏：川人闹事，并没有勾结革命党；实因官兵滥杀，才使众情愤激，等等。其希望取得和绅民谅解的动机跃然纸上。
　　端方率军磨磨蹭蹭，走了两个月，11月13日才到川东资州，并在此停留了14天。办事一贯雷厉风行的端方，面对入川进剿保路运动，奉行“拖”字诀，与其政治态度不无干系。端方曾考察欧洲诸强国现代改革，对于铁路国有“洋商包工”，向来持反对意见。而主剿派在铁路问题上则持强硬立场。两难之际，端方只有“拖”，“拖”到朝廷退步。这一“拖”，却迎面撞上了革命。
　　在革命风暴已经席卷而来的时候，作为负责弹压动乱的清廷大员，端方要面对的危机既是他个人的，也是清政府的。为了化解这两个层面的危机，可以说端方也竭尽了所能。但该来的还是来了。
　　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并取得成功。这与端方从湖北带走了两标人马，造成武昌空虚有很大关系。
　　这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传到端方军营，却是在他率部驻扎在资州期间，也就是11月13日之后。何以如此迟缓，大概是这只部队总是行进、驻扎在荒僻之地有关，况战乱突起，邮电不通。
　　此时端方正陷入彷徨不定的困境，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军心愈发动摇。据随同其入川的一位新军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
　　尽管如此，兵变还是发生了。端方和他那曾经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弟弟端锦均被杀害。
　　关于端方之死，《清代野记》是这样叙述的：
　　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一为邓某，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于端皆有师生谊。又有营官董海澜者，四川人，亦鄂之学生……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众谓诳我，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云：“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兵入室，遍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乃举者仅少数，曾又再三劝，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曾广大备棺敛之，欲敛其元，众曰：“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敛也”……初八日，成都借银至，已无及矣。
　　另有史料记载：被罢了官的赵尔丰及其部下并不欢迎新任端方开到成都，胆敢前来就要你的好看。端方在资州，前进不行，归路又断，茫茫然无所依附。正在坐立不安时又得到情报，说已于11月22日宣布独立的重庆革命党，要派人来资州运动鄂军，军队随时有哗变的可能。这个消息真如五雷轰顶。端方万般思虑，始有一策。25日，端方在钦差行辕与其部统兵要员拈香拜盟。宰了雄鸡，喝了血酒，念了誓词，而后他发表讲话，说：武昌城陷督毙，我们已成为无家可归之人。现在我们只有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渡过难关！兄弟也是汉人，本姓陶，是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之后，所以我又名陶斋（�同陶――编者注）。兄弟也赞成革命，愿意在资州独立，然后取道川北，出陕西过河南。袁宫保（袁世凯――编者注）和兄弟是儿女亲家，一定会帮助我们。那时，或北上京城扫庭犁穴，或南下武昌叶落归根，悉听诸位尊便。我端某素知好歹，日后一定图报。至于军饷，大家不要考虑，兄弟完全负责。并随即发全红名帖，请官佐带回营去，向各士兵弟兄请安。
　　26日下午，军中同志召开紧急会议，还邀请了一些军官参加。会上由深悉底蕴的同志报告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和北京、成都、重庆的近情，而大家对端方倡议的独立纷纷反对。有的指出端方说独立是假，要我们护送他回北方才是真。有的提出杀掉端方，宣布起义，回援武昌。对起义问题，军官们没有不同意见，但对杀端方一事，多数不赞成，尤其是第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非常反对。他说：端大人一向对我们有情有义，何必杀他呢？放他一条生路不好么？这时党人士兵任永森挺身而出大声说：统带呀！此时要把私情丢开，端方对我们确实不错，无奈他是旗人，又是清廷钦差。若不杀他，何以见谅于各地的大汉军民？何以取信于武昌同志？曾广大无力服众，会后随即缒城逃走。会上议定立即将部队改组为大汉革命军鄂军，推举原第三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同盟会会员、湖北共进会成员陈镇藩为统领，宣布杀掉端方，剪除发辫，就地起义，回援武昌。
　　陈连夜颁发令旗一面，派同志20多人为护令员，直奔钦差行辕，请端方立即到东大街天上宫协司令部与兄弟们对话。端方正六神无主绕室彷徨，听到行辕门院人声嘈杂，心知不妙，连忙和衣钻进被窝蒙头而卧，叫个贴身跟班到外面去支吾：端大人已经睡啦，有话明天再讲吧！众人哪里肯听，排闼直入，把端方从被窝里拖出来，还有他的六弟端锦一起被簇拥着到了天上宫。端方坐在长板凳上，端锦站立于侧。周围士兵横眉怒目，虎视眈眈。端方见势不佳，连忙站起拱手说：我们都是同胞兄弟，你们跟兄弟出这趟差确实很辛苦，兄弟是知道的。如若要关饷，自流井约4万两银子马上就到，一定发双饷，就是三饷五饷都可以呀……话犹未落，士兵们吼道：谁要你的饷！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我们汉族健儿均应返鄂大兴义师！今日之事，公仇为重，不杀你这个丑虏，不是炎黄子孙！说罢蜂拥而上，把端方掀倒在长凳上如杀猪般，有的按头，有的按手，有的按脚。卢保清拿把刀割端方的颈子，端方哀号：“福田（曾广大字）救我！福田救我呀！”因有衣领挡着，割了好几刀头才割下。端锦也同时被杀。这时正天鸡喔喔，东方欲曙。
　　1911年11底或12月初出版的重庆一家报纸《广益丛报》（第九年第二十五期）中《补录端方被杀之详情》一文，所记载端方被杀日期和详情，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中最早的一种：“……各军士悉有死方于途之心……至资州又闻重庆独立，成都亦将宣告独立……各军士相与谋。十月初七日，军士借要饷为名直入方坐帐。先一日方之幕僚剽客已尽逃，独方与其弟在帐中……遂挟方与其弟至天上宫……三十二标军士、荆州人卢保清者，素骁健，挥刀直劈其颈，断其半遂仆，更截之。其弟骤欲奔往，任永森拔指挥刀自后击之，应手头落。是日也，军中欢呼雷动而资城人民安睹如恒云。”鄂军在杀死端方后，即“电蜀军政府，报鄂军反正”。这一天与成都独立是同一天，即1911年11月27日（宣统三年十月初七日）。
　　从以上史料看端方之死，一是当时端方已决定带兵返回武汉，但因他从成都银行商借的4万两军饷未到，士兵们拒绝开拔，并怀疑端方欺骗他们。在端方兄弟被残忍处决后的第二天，成都来的饷银就到了资州。当时包括上海《字林西报》、美国《纽约时报》等英文媒体，纷纷报道端方之死，皆感慨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但，这是一则不被民国官史认可的资料。再就是革命党人在军中鼓动，虽然端方待下宽厚，在官兵中很有人缘。但此时，“革命意志”战胜了个人情感，哗变士兵们残忍地处决了端方兄弟。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因为他们是旗人，是“丑虏”。可叹的是，端方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才说自己也是汉人，姓陶，希望军士们能以此饶他性命。
　　在我们传统的也是现实的教科书上，端方的形象就是个清廷的“走狗”，是妄图阻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跳梁小丑”；他被杀头是“大快人心”，而且“死有余辜”。
　　七
　　端方死后，其家丁逃回北京，向端家汇报称端方在资州正拟进省，忽接讯谓北京失守，两宫出狩陕西，旨令端方率领鄂兵由陕赴晋勤王。端方当时向所部演说，预备北上。兵士反对勤王，因此大哗，杀害了端方兄弟。此份报告，由端方家人转呈朝廷，清廷据此发出嘉奖并追赠端方太子太保，谥忠敏。
　　端方家丁“北上护驾”的说法，明显与事实有不符之处。端方对进四川进剿，本身持怀疑态度，想“进省”早进了，不会在路上又磨蹭又滞留。“勤王”一词，难免使清廷想起庚子事变中端方所为而动情。实际上，端方既未准备进剿，也未北上勤王。
　　端方死后一个月，12月26日，有立宪派倾向的上海《申报》报道：端方得知武昌起义，隐秘不宣，军士鲜有知者。待重庆等处悉为民军占领，鄂军在资州哗变，“军中亦颇有以端为奇货者”，遂杀之。曾在端方所部的鄂军士兵陈文斌的回忆，提到了一种补充性的说法，即端方在听说革命消息之后，曾谋划在四川响应各省独立，或退守西藏静观其变。
　　这些报道或回忆，提示了端方在资州的尴尬处境，进不能攻，退不能守；谋划独立，军队却不听令。这一说法，应该与历史实情吻合。至端方死这一天，重庆与川东许多城市已宣告起义，省会成都的独立在即。当此之时，端方或有可能与部下商量过“静观其变”一策。
　　端方死后十天，上海《子林西报》转《重庆访函》报道：端方听说武昌革命之后，对其部下称愿回满洲效忠清廷，但目下无赏银，需至西安才能付，兵士由此奔散。端方在途中为革命士兵所杀。这是与端方随行的6名轿夫事后向官府的报称，其中还提到兵士闹饷，端方立字据一事。
　　无论端方死于何种状况，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革命之时，端方的立场，与在野的立宪派是一致的。而在资州的选择中，端方之所以想北上，不仅是其家眷在北京，更可能是希求在皇族内阁之外重新创造一番立宪新天地。不幸的是，作为满人中的能臣，在“种族革命”的氛围中，端方不可能获得鄂军（新军）的支持并随其北还。更悲剧的是，由于其“异族”身份，遭受了革命士兵中理直气壮的杀戮。
　　端方兄弟的首级，被“置之西油盒中”，浸满煤油以防腐，回鄂时沿途示众。12月23日，这只赴川新军回到武昌，将这个盛着两颗人头的煤油桶呈送湖北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以此作为“投名状”。黎元洪验看后，端方首级又被游街示众，鄂省商民“闻其首级解到，纷纷鼓掌，路过街衢时，商民围观，几同异宝”。有文士颇为惋惜端方之死，见首级而诵《后赤壁赋》：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黎元洪本是端方的部下，见其首级，连声叹息，令暂存于洪山禅寺；端方的尸体则由资州地方装殓，搁在天下宫里。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包括“瑞�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清代野记》）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革命党人暗杀时代的恐怖行动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不是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章太炎的“革命”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有助于自己实现目的为标准。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该年如此评论这一事件：“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事实上，“普遍的谴责”并没有到来。端方之死与清末失败的立宪运动一样，很快在革命的大潮中被淹没并被遗忘了。
　　被强行“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端方，曾经不无见地地认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他指出：“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专制王朝覆灭后，在共和民国的新装下，“一人一家”或许已无能将政权视为私产，但“一种人”的小团体却在自我神化之后，堂皇地提出“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党同伐异，唯我独尊，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端方如果活着，看到革命后的共和原来是这个样子，肯定哭笑不得。
　　1912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为端方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其中有句：“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是说这些赴川鄂军早晨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晚上就砸上门来骂他“索虏”。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一年前那场“种族革命”成分极浓的大变革的深深感慨。
　　作为一直深受端方提携的光绪状元、立宪派领袖张謇，所写挽联，更极陈惋惜之情：
　　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
　　责任编辑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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