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墓 [张之洞缘何成为晚清宦海长青树]
时间：2020-03-31 07:23: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又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出身于官宦之家。张之洞自幼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其父张瑛礼聘远近名儒，教子甚严。张之洞4岁入塾学习，异常勤奋，到8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15岁中举，26岁中探花，赐进士点翰林，这些都为他日后40余年的漫漫官宦生涯奠定了基石。
张之洞由科举而进入仕途，历经学政、翰林院京官、巡抚、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几乎活跃了半个世纪，是晚清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在晚清诡秘变幻的政坛中，始终稳操船舵，以其令人捉摸不透的才干谋略，成为不倒的能吏，步步高升，并且确实政绩卓著，成就了一番事业。这显然得力于其“宦术”，即审时度势、工于心计、精于权变、富于机诈、善于转圜的为官之道。
审时度势，谋而后动
张之洞在京城做官时，能够审时度势，加入“清流”的行列，做了几件大事，这为他以后连连得以晋升做了思想上和人事上的准备。
所谓“清流”，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对负有声望而又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的通称。清朝末年，“清流”党人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由南方人组成，以军机大臣沈桂芬为首，北派由北方人组成，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这些清流成员虽然大多都未握实权，但议论却很广泛，他们的议论批评虽然也常搞得慈禧太后很是心烦，但慈禧有时还要借重他们，一方面以之对付以首席军机大臣奕�为首的中央势力，一方面以之压制以封疆大吏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也正因为如此，清流派得以异常活跃于朝野之间，并形成一股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而张之洞初入京时职位尚低，但他很早就看清了当时的朝政走势，入主清流，并通过其敏捷的才思、犀利的文笔成为著名的清流党人物。张之洞非常清楚慈禧太后乃真正的掌权者，因而在政见上常常迎合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特别是在继统继嗣问题上突出奇招，加深了他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
此事的根源在慈禧太后身上。同治帝亡时无后，慈禧为了能够继续垂帘听政，坚持同治的族弟光绪登位。而这则与清廷皇帝无后、必从晚辈中择其贤者为皇帝嗣子的祖制不合，所以当时遭到物议，但慈禧很快以强权将此事压制下去，让载�过继为咸丰皇帝之子承接大统。不料，事隔多年，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竟以“尸谏”之极端行为对此事公然抨击，使此时的慈禧太后陷入了一种少有的尴尬境地。倘若没有一种合理详尽的解释为慈禧立嗣之举提供理论依据，那么，这样的尴尬事情难免会在日后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当时，即使李鸿藻、张佩纶、邓承修诸清流均道不出可令人折服的理由，而张之洞慎重地审时度势，充分运用自己深厚的经学根基、广博的学识才华，针对吴可读的言论，与宝廷联衔上疏，提出十分“透辟”的见解，最后，竟使人们信服：穆宗毅皇帝立嗣，继嗣即是继统，此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即为我皇上所深愿也，乃万古不磨之义，将来必践之言。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张之洞既迎合了当权者慈禧，又以其精密深刻的论证使持异议者无以与之抗衡，一下子将一潭浊水澄清。慈禧阅过张之洞的上疏后，眉开眼笑，不胜赞赏。接着令军机处拟就懿旨，颁发下来，很快将这场沸沸扬扬的风波平服。从这件事情上看，张之洞工于心计，熟稔掌握了迎合上意的官场宦术，这为其仕途开拓出一条阳关大道。
继统继嗣问题只是为张之洞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想真正并且尽快地荣膺重任，张之洞还必须锦上添花，另有过人之举动，对此张之洞心知肚明。他认为，若无非常之举，干不出非常之事，则难有非常之任。必须寻找突破口，若勇于出头，就必须敢冒风险。《送冯竹儒赴湖北入益阳胡抚部幕》一诗便道出了他的心志：“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张之洞以言论为刀，纸笔为剑，做出了几件令人刮目的大事。
首先便是洗雪了“东乡冤案”。东乡一案发生于光绪元年(1875)，咸同年间，四川苛税繁杂，地丁银外，另有津贴、捐输、杂税诸多名目。而东乡县(因与江西东乡县同名，民国3年改为宣汉县)知县孙定扬又于以上捐税外，滥加500文，以为肥己。光绪元年，东乡百姓苦不堪言，进城“闹粮”，聚集县衙，请求减征。孙定扬谎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绥定府派员镇压。知府易荫芝派员前往东乡，核减税额，孙定扬反弹劾易“坐视民变而不发兵”，并以“民叛”奏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文格“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至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造成冤死400余人的特大惨案。东乡民心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告状申冤，又被刑部拘禁，押解四川，这就是著名的“东乡冤案”。东乡冤案发生后，虽有张佩纶等仗义执言，连上奏疏但也未得以解决。最后，还是张之洞经过认真研究此案，探明张佩纶等人奏折的不足之处，一天连上3折，而且每折都写得有声有色，有理有据，以笔作伐，直击要害，使此案有了公正的处理。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对张之洞刮目相看。
抗拒外侮，力拒“崇约”――即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使张之洞的声望有了更大的提高。在这场风波中，张之洞的奏折经过深思熟虑，见解全面深刻。他详细评论了“崇约”对中国的危害，条分缕析地提出此约“不可许”的十大原因，并提出了4条改议之道。就因为这一折，两宫太后亲自召见张之洞询问对策，使其身价倍增。
而真正能够体现张之洞谋而后动、勇敢谨慎作风的是光绪六年（1880）的“庚辰午门案”。事情的起因是太监奉西太后之命给她的妹妹送食物未按规定戴腰牌，守卫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摔了食盒，回报慈禧说护军无礼，不让出去并砸了东西。慈禧大怒，要置护军重罪。护军按律办事却遭严惩，太监无理取闹却逍遥法外，所以朝中大臣反应强烈，一致认为慈禧处置不当，但慈禧不听，定要杀掉护军，朝臣虽不服，却无计可施，但张之洞、陈宝琛则决定上疏尽力一争。张之洞经过认真思考，既顾及维护慈禧太后的脸面，同时也免得断送前程，从慈禧的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军制度严格的必要性。此奏折妙就妙在既陈述了此案的危害和自己的看法，又丝毫不得罪最高当权者慈禧，并且让其一看，觉得这些好主意本来就是自己的意思。正因为此，她才能从原来的偏袒固执中改变主意，重新判决。而张之洞从此更受器重。至光绪七年夏，张之洞已连升三级。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张之洞的宦术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审时度势的眼力，谋而后动的精细，这使其仕途之初就崭露头角，快速升迁。应该说，张之洞的快速升迁虽与其入主清流有很大关系，但其之所以始终能步步高升，宦途得意，则主要在于做官的方法确实极其高明，与其他清流党人有很大不同。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慈禧需要清流党人限制奕�、李鸿章等势力时，给清流党人较大的空间，使其异常活跃于朝野之间，但当慈禧不需要他们限制这些实力派时，清流党人便开始接连遭受打击，以至到最后，那么多名士，幸免受辱的唯有李鸿藻、张之洞二人。
张之洞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他知道，清流党人弹劾权要，固然可以大快人心，却也可以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因为这是在位的慈禧所不愿看见的，但反过来，如果清流党人仅只喜欢谈论时政而不臧否人物，就不至于会引起慈禧的忌恨。《张之洞全集》中的《张文襄公奏议》，凡72卷，最前面的一、二、三卷，即是他在翰林期间所上，亦即是他在身居清流党人时的言论记录。综观这3卷奏议中所收的奏折及附片，共计39件，其中没有一件是因弹劾他人而上的。再细看这39件奏折及附片的内容，又无一不是因事陈言，提出各项筹议内政外交的意见，其中所流露的一片忠君爱国之心，以他的生花妙笔娓娓道来，着实可以使阅者感动，断不致被误认为“出位妄言，干政扰权”。无怪乎张之洞可以在清流派人物遭难时独善其身甚至官运亨通了。
中庸为政，谨言慎行
张之洞从小受到非常正统的儒家教育，其可谓得“中庸”思想之精髓。他甚至以“中庸”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张之洞的这一思想的确对其官场生涯，有莫大的帮助。
张之洞第一次外放做学官时就将“中庸”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是同治六年，张之洞被钦派浙江乡试副考官，一到杭州，各种金银财宝便通过各种途径递了上来。对此，张之洞一概拒绝。同时，他多次发现主考官张光禄的受贿行为，可并不点破。因为他深知自己绝不可能打破这一陋习，因此采用了圆通务实的做法。比如有一次，张光禄出门时不小心从怀里掉出一个纸包，但没有察觉。张之洞捡了起来，只见纸包上写着“某某学生敬上”，随手一摸，便知道里面是几张银票――这可是接受贿赂的明证，一旦告发，张光禄罪名不小！但张之洞似乎很随意地将此包递还给张光禄，张光禄的脸顿时变得通红，而张之洞似乎一点没在意，轻描淡写地将此事掩了过去。张光禄由此对张之洞十分感激，使得张之洞可以放手去选拔人才有所作为了，而这也为张之洞博得了世人的赞扬。
张之洞除了中庸为政外，对自己的言行也十分小心，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得罪慈禧的可能性，张之洞与清流旧友的交往是慎而又慎。他甚至连清流挚友张佩纶沦落至其管辖地江宁时也未公开相见，而是微服前往其住处，从而充分显示了他谨言慎行的作风。
关于张之洞的谨慎小心，还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张之洞被调往京城，明摆着是入军机，主持新政，但是在任命还没有下来之前，他到了军机处的台阶前，任凭里面的张百熙如何呼唤，他就是不肯踏上台阶半步。原来当年雍正皇帝在设立军机处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规矩：非军机处的人，不论官衔有多大，只要非请而踏上军机处的台阶的，一律杀头。但是到了晚清，这个规矩早就没有人理会了，可是张之洞却依旧如此认真，由此可见他的谨慎小心可真是非同一般。
张之洞的中庸为政，谨言慎行，使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得罪权贵、授人以柄的可能性，为其成功做官并在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有所作为减轻了阻力。
广揽人才，左右逢源
张之洞做官的成功，与其幕僚的帮助是紧密联系的。他网罗有大批专家学者和重要文化人，如缪荃孙、杨守敬、梁鼎芬、辜鸿铭、章太炎等人。这些人云集在其幕府之中，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张之洞事业的发展和声望地位的提高就与其幕府的发展息息相关。张之洞之所以能对晚清政治发生重要影响，与他拥有的规模宏大的幕府密不可分。而他在政治风云中可以左右逢源，也是幕府为其搜罗消息、居中策划的结果。
张之洞为官工于心计、左右逢源，先不说他竭力讨好慈禧这个实际掌权者，就是从他对李鸿章的态度上就可窥见一斑。先看李鸿章这个人，尽管慈禧太后唯恐其势力太大，担心尾大不掉，对中央集权造成威胁，在某些方面制约着他，但李鸿章还是以他的实力及种种手段，赢得慈禧的器重和欢心，是后党的骨干，权重朝野。即使张之洞怎样对李鸿章不满，也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做出妥协，以获取李鸿章的支持。1893年，当李鸿章七十寿辰时，张之洞便曾精心为李鸿章撰写了一篇祝寿文章，发往直隶（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使李鸿章极为高兴。而据说为了给李鸿章作此寿文，张之洞三天三夜很少睡觉。琉璃厂书肄将这篇寿文以单行本付刻，一时洛阳纸贵，这篇寿文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从这一点上，足以反映出张之洞为官的圆滑性。
精于权变，相时而动
精于权变、相时而动，也是张之洞为官的过人之处。他在《连珠诗》之十六中，将此概括为“度德为进退，相时为行藏”。
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张之洞为什么与维新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呢？因为他隐隐觉得，维新派将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历史上掀起巨浪，前途不可限量，自己可以利用康梁日益发展的社会声望作为自己升迁的政治资本。但他也从强学会、保国会的兴废中看到了后党势力庞大，所以作了《劝学篇》，为自己预留后路。而一旦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缉捕康、梁，他又马上摆出与维新派势不两立的姿态。其他与维新派有瓜葛者均获咎，而他却安然无恙。《清史稿・张之洞传》里对于张之洞的巧于逢迎、精于权变，颇多讥讽文字：“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其言下之意，显然便以为张之洞即是因意存趋避而作此书的了。近代刘禺生也曾说过：张之洞本新派，惧事累己，乃故创学说以别于康梁。这充分显示出了张之洞作为一名成功政客的成熟和圆滑。
再看庚子年间，北方闹起了义和团运动，这时的慈禧太后因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愤而联络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八国联军侵华，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张之洞却公然抗命，搞起了“东南互保”。这是因为他看准慈禧虽然对列强宣战，但内心却根本不愿而且也不敢与各国对抗到底。果然，慈禧太后虽发泄私愤而宣战，但心中毕竟没底，因此对于张之洞等人的逆旨行为，她并没有表示责备和愤怒；相反，“宣战”不过三天，慈禧即称赞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而在张之洞发现列强并不急于抛弃慈禧集团，另立傀儡时，立即改变态度，向慈禧太后展示满腔忠心，特意选出大量慈禧喜好却在西逃路上无法得到的物品，陆续由湖北送至，令慈禧十分欢喜。
张之洞为官的过人之处也表现在他对于维新派与革命派合作的产物――自立会与自立军事件的态度上。在当时北方局势不明朗时，张之洞没有明确表态，对自立军的活动也持不加干涉的态度，而是密切地关注着形势的变化，以便相时而动。当一看到北方局势趋于缓和，英国方面对自立军运动失去兴趣之时，他立即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自立军首脑人物一网打尽，迅即处决，以取悦朝廷与西方列强。凡此种种事件，都充分说明了张之洞精于权变、相时而动的宦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结 语
综观张之洞的一生，虽然他玩弄政治手腕，以不变而应时局之万变，从而登上了清王朝行政官职巅峰，充分显露出了他老谋深算、狡黠圆滑的封建官僚形象，但他清廉、勤政务实、勇于创业、反对侵略的个人品质，也注定了张之洞可以在晚清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做出一番令人称道的事业。他的活动对晚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较为深远的影响：他的经济活动为我国奠定了工业基础；他改革、兴办文教事业，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培植了元气；他的军事活动，也加速了中国军事工业和军队的近代化建设进程；他的维护民族利益、抵御外侮的爱国主张与振兴中华实业的政绩，在客观上于民族和国家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研究他的为官之道并不是在贬低他的个人品质，也不是在贬低他的历史作用，而只是想更为全面地剖析这个人，从而更好地了解晚清的这段历史。
责任编辑 李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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