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统一大业的辉煌篇章] 祖国统一大业

　　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即对如何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开创性的巨大成就。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正确总结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这一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期间，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在历经沧桑先后回到祖国怀抱，为未来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大业书写了阶段性的辉煌篇章。
　　香港、澳门问题的由来
　　香港古称“香江”“香海”，因明朝万历年间转运东莞所产香木而得名，现在其范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内陆地区以及262个大小岛屿，总面积109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自然良港之一。自秦至清，先后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宝安县、东莞县、增城县和新安县（约为今深圳）。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后，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香港问题就是在以下三个不平等条约基础上造成的。
　　1841年1月26日，英国侵略军强占香港岛并于此驻军，将之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和走私鸦片的基地；1842年8月29日，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1843年4月5日，英国正式宣布香港为其殖民地，委派璞鼎查为首任香港总督兼驻港英军司令，同年6月26日港英政府成立。从此，英国开始了对香港长达150多年的殖民统治。
　　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图谋窃取觊觎已久的九龙；1860年3月，英国侵略军进驻尖沙咀，胁迫两广总督劳崇光“永租”九龙给英国；1860年10月24日，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割占“新安县九龙司”即九龙半岛南部界限街以南的领土（包括昂船洲），完全控制了维多利亚港。
　　1898年6月9日，英国乘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地区及附近200多个岛屿，面积达975.1平方公里，这些新租地后被称为“新界”，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满。
　　以上三个不平等条约成为英国侵占香港的所谓“依据”，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英国的对华侵略，为收复香港进行了长期斗争。
　　澳门古称“濠镜澳”“香山澳”，据《澳门记略・形势篇》记载，内陆地区以及262个大小岛屿，半岛南面有四山分立，形成十字，称十字门，合起来称为“澳门”。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秦朝时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南宋时属香山县。1279年正月，文天祥在此慷慨赋诗《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513年，葡萄牙人欧维士在零丁洋附近下碇，曾到达屯门，这是葡萄牙殖民者海军势力第一次到达澳门。1553年，葡人借口其船只触礁，要在澳门晾晒进贡物品，同时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受到汪柏姑息，葡萄牙殖民者得寸进尺，建屋定居，造成留居事实。1557年，葡人称澳门正式“开埠”。但从总体看，鸦片战争前的300年间，中国政府尚能对澳门有效实施主权和治权。
　　1840年鸦片战争后，葡人企图改变澳门地位，变澳门为自己的殖民地。1843年夏，澳门葡方军事负责人照会两广总督耆英，要求葡兵驻防澳门；1845年11月20日，葡女王悍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任命亚马留为澳门总督；1849年亚马留因封闭中国海关，驱逐中国海关官吏，捣毁中国法律石碑，妄图抹杀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的证据，激起民愤，被沈志亮等七名农民所杀。葡国以此为借口，正式占领澳门半岛，并于1851年和1864年先后侵占凼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3月，金登干（英国人）和巴罗果分别代表中葡双方在里斯本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四条，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分别是：“定准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即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后加入本条，编者注）”，“定准由葡国坚允，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同年12月1日，孙毓汶和罗沙分别代表中葡两国在北京签订《和好通商条约》。该条约共54条，重申同意草约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由此成为葡萄牙占领澳门300多年来中国政府对澳门地位作出规定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条约。并规定有效期为10年。1928年4月，中葡条约54条第四次期满，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葡国公使，声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作废，并于12月19日与葡国签订了《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虽确立了关税自主权、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但却避开了澳门主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名义上由葡萄牙统治的澳门已由日本实际控制。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趁收回日占香港的可能之机策划过“关于收回澳门的方案”，因蒋介石为发动内战需要英美支持，不宜在香港问题上同英国搞僵，同时美国杜鲁门政府不支持中国收回香港，于是，国民党政府放弃了收回香港计划，收回澳门计划亦束之高阁，不能实现。此后，澳门地位未变。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只得交由新中国来处理了。
　　 “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定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初步轮廓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颠覆政策。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经济千疮百孔，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而香港、澳门就成为新中国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重要国际通道。有鉴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对港澳采取“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便“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在台湾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产生“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制度”的初步设想。1955年5月中旬，周恩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万隆会议情况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6年10月，毛泽东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1963年初，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并表示中国整个是社会主义，有那么一片处于民主革命阶段未尝不可。这是中国领导人最早提出的比较初步的“一国两制”设想，虽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平统一台湾的工作没能推进。但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探索，成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渊源。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看，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28日至2月 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根据新的国际局势，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他还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战略提出了重要的思路。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逐渐形成。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 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文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台湾归回中国，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11月14日，他在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时讲道：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强调：和平统一实现以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制度。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同月30日，邓小平在同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谈话时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明确提出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81年4月3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在回答卡林顿关于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至此，“一国两制”构想呈现出轮廓。
　　（二）“一国两制”方针的确立
　　1981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光滋，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由此，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将这一概念简明地称之为“一国两制”。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时地把“一国两制”的方针肯定下来，其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一国两制”具有深刻内涵，“一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两制”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二者在“一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均衡，中国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特殊地区就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信念，凝聚着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精神，也包含着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展开与香港、澳门的回归在实践中的互动，书写出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朽华章。
　　香港、澳门的胜利回归
　　（一）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和香港的回归
　　20世纪60年代，针对国外对中国港澳政策的责难，中国政府就公开声明在条件适宜的时候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港澳问题，未解决前维持现状。1972年3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申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执行主权的问题，而完全不是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的问题，更不是使其获得独立的问题。”同年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的决议案，避免了港澳问题国际化，排除了外国插手的可能，为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努力争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一国两制”方针逐步成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时机成熟起来。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访问中国，就香港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那时，刚刚打赢与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英国势头正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准备会谈时定调“决不妥协”。9月24日，邓小平在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就是李鸿章！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两个阶段： 1982年9月至1983年6月为秘密磋商阶段；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为正式会谈阶段。两个阶段的会谈共进行了22轮。谈判期间，英国先后提出“三个条约继续有效” “以主权换治权” “某种程度参与香港管理”等要求，即变相要求对香港的治权，实质上危害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对此，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接受。经过两年多的谈判，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在这一天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也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谈判告一段落，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任务提上日程。1985年4月10日，由内地及香港人士和专家共同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负责起草基本法。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该基本法遵循“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高度自治”的原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宪法为依据，不同宪法相抵触，基本法作出的关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定符合宪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第二，基本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法律效力低于宪法但高于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所有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均不与基本法相抵触。第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实行高度自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国家对其行使主权。第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国家授权，享有广泛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以及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第五，体现“一国两制”的“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特别行政区；既对特别行政区负责，也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制造麻烦，为平稳过渡设置障碍，遭到中国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强烈反对。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筹组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1996年12月11日，推委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令，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997年7月1日就职。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7月1日零时4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这里庄严宣告：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7月 1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七楼隆重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陆地、海上和天空同时进驻香港，开始履行防务职责。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和澳门的回归
　　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发布后，同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谈到澳门问题时说：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问题影响了其他。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时进一步讲道： “一国两制”、澳人治澳，50年不变。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下去。邓小平的这一明确表态，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做法，对当时澳门的形势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1985年中葡两国关系稳步发展，5月21―26日，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访问中国，就澳门问题进行友好磋商，双方认为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意于近期开始相关谈判。从1986年6月30日起，中葡双方经过4轮谈判后，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其中包括以下要点：中国政府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在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社会稳定和发展；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等。
　　从1988年9月到1993年1月，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完成了法案起草工作，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决定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该基本法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澳门高度自治原则、澳门保持稳定发展繁荣原则；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的原则、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澳门的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和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还决定由全国人大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1998年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澳门回归工作正式启动。1999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产生，何厚铧当选。
　　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隆重举行。23时58分，在葡萄牙国歌声中，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开始缓缓降下。20日零时整，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至此，中葡两国政府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零时4分，江泽民发表讲话说道：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这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取得的重大进展。
　　面对香港、澳门回归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一如既往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香港、澳门同内地的交流合作，团结一切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中，香港、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责编肖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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