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 马可波罗瓷砖
时间：2020-03-23 07:41: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公元一二七五年，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与那个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愣头青密切相关，尽管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一年，如诗如画的大宋江山被蒙古铁骑撕得粉碎，他们创造的文明无一例外地成为为蒙古人精心准备的见面礼。二十一岁的马可・波罗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闯进草原上那个由金碧辉煌的石头宫殿与五彩缤纷的帐篷组成的世界帝国的都城――元上都，为此，他已经在道路上奔波了将近四年。这年秋天，他的新朋友忽必烈汗把他带进刚刚建成的元大都――汗八里。也是这一年，一位名叫列班・扫马的蒙古突厥人，则从北京西南五十公里的房山“十字寺”启程，与马可・波罗相向而行，循着马可・波罗的来路，向西，沿丝绸之路南路，踏上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茫漠旅途。
如果我们打量蒙元时期的世界地图，我们会被这个蒙古帝国的疆域吓住。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最睿智的人也不知它的尽头在哪里。飞奔的骏马使蒙古人拥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空间感，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东南西北，而只有前方。一二○三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从中亚一个很小的蒙古部落出发，开始他征服欧亚大陆的旅程。到一二二七年，只用二十多年时间，就建立了一个东起日本海，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
马可・波罗勇气可嘉。他一脚踏进那深不可测的巨大国土，从大陆西端的一个点，前往大陆东端的另一个点，没有人知道，这条道路到底有多长，它是否会半路折断？当茫茫的戈壁一点点蚕食马可・波罗的梦想，他是否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后悔，对无休止的道路产生怨恨？在马可・波罗之前，传教士柏朗嘉宾曾经抱着走向地狱的决心走向东方，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他怀疑自己“不知道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活”，他到达了蒙古草原，但没有到达中国。但是，无论道路如何艰辛，有一点可以肯定――除非马可・波罗自己，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因为那条路上，已不再有战争和死亡。他手里握着大汗的金牌，是大汗赐予他的父亲尼可罗・波罗（Nicolas Polo）和叔父马飞阿・波罗（Matteo Polo）的，十年前，他们抵达了蒙古帝国的首都，受到大汗的隆重接待。此时，金牌是他们的护身符，保佑他们在大汗的土地上畅行无阻。
后来的历史表明，马可・波罗绝对不是历史上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的旅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使历史在经历了无数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之后一直延伸到今天。尽管这旅程或许只是出于一次偶然，但它必定存在。那条用血打通的道路，决不会甘于闲置，必将怂恿那些不安分的人决然上路。当这个衣衫褴褛的旅行者向威尼斯人展示他此行收获的财富时，贫穷的欧洲人明显地感觉到了榜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给了他们探求世界真相的勇气，他们相信，基督的世界之外，并非一片黑暗。此前，遥远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说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传闻，马可・波罗给他们带来了确切的新闻――那个国家，有世界上最恢宏的城池和宫殿，用一种叫做“煤”的黑色石头燃火，用树皮造纸，并能大量地复制一本书而不用抄写。真正感染他的并非这些新鲜的事物，而是那个国家的创造力，马可・波罗的传奇使自命不凡的西方世界知道了什么是愚昧，也唤起他们探求新世界的渴望。当《马可・波罗行纪》在西方传播开来以后，整个欧洲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到中国去”，成为西方人最奢侈的梦想。作为探路者，马可・波罗在此后几百年中，都被西方人感恩戴德。在他的身后，跟随者绵延了几百年，包括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以及以玛戛尔尼为代表的官方使节。在他们眼中，中国既是世界的起点，也是世界的终点；既是彼岸的天堂，又是现世的乐土。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源头，是黑暗世纪中唯一的光源。那光源自东方升起，如同海浪，一波一波荡到西方。他们循着东方的光亮，义无反顾地踏上风沙弥漫的路途。甚至到了毛泽东时代，许多西方人，比如斯诺、萨特、安东尼奥尼等，仍然对东方的光源保持着习惯性的仰望姿态。《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大汗）慷慨慈善的声名远播世界，商人们闻讯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他的宫廷……”整片大陆的所有细胞都活跃起来，人们的身体、知识和观念，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新陈代谢中。
尽管马可・波罗一度被视为骗子，以至于神父要他在死前忏悔，以免灵魂进不了天堂，但马可・波罗身后获得的荣耀是无以复加的。与马可・波罗的传奇相比，列班・扫马的旅程毫不逊色。但历史给列班・扫马的待遇是无比吝啬――他最终到达了遥远的巴黎，是已知的从中国到欧洲最早的东方旅行家，但被遗忘了六百年，直到一八八七年，一份记录了他生平与旅行的叙利亚文手稿被发现，人们才知道他的存在。实际上，即使列班・扫马回到汗八里，以汉文完成他的手稿，他的手稿依然会散佚。“表面上看，散佚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实质上却有必然的理由，它是社会文化无意识遗忘的方式。”一个人是否被历史铭记，并非全然取决于他的自身，更要取决于铭记者的态度。西方人需要马可・波罗，需要他提供一个既在想象中又在现实中的世界。
不仅西方人需要马可・波罗，大汗也需要他。需要通过他，来了解西方，甚至了解自己的帝国，在马可・波罗的回忆中，大汗对马可・波罗讲述的见闻始终保持强烈的兴趣。蒙古帝国的辽阔，甚至超出大汗的想象与控制。骑在马背上奔驰的时候，土地一边出现一边消失，世界是流动的，也是没有整体的；一旦坐在宫殿中，帝国就静止了，令人绝望地延伸到四面八方，延伸到知识与权力之外，华丽的帝国成了无尽的废墟。可以想象，望不到尽头的国土，即使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而马可・波罗所带来的知识，刚好可以缓解他的焦虑。
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名叫《马可・波罗》的传记电影，英若诚演忽必烈，于绍康演海都，娜仁花演阔阔真公主，马可・波罗、阿合马都是外国演员，记不得名字，这部电影是中意合拍，朱里亚诺・蒙塔尔多导演。我喜欢这部电影，看了很多遍，直到能够背诵它的一些台词。有些台词至今令我深为感动。
年迈的忽必烈在黄昏的皇宫里这样对行将离去的马可・波罗说：“冬天快到了，夜阑人静的时候，北方刮来的彻骨寒风会带来蒙古草原的气息，和战马嘶鸣的声音，我会怀念起家乡，也会想起你，马可，我万里之外的儿子。”
如今把这句话默写下来，我脑子里下意识地响起英若诚浑厚、抑扬顿挫的嗓音。
很多年里，我都在反刍他们的友谊。两个差异巨大的人之间建立的友谊最为神奇。马可・波罗与忽必烈，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他们两人中，找不到任何共同点，甚至在许多方面完全是南辕北辙――西方／东方、青年／老年、平民／皇帝，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个人碰巧都有真诚。忽必烈一生杀人无数，其中包括身兼他的胞弟和汗位争夺者双重身份的阿里不哥。但是，即使老谋深算的皇帝，也会显露出孩子似的天真本性。马可・波罗给了他机会。除了马可・波罗，他无法再从别人那里得到这样的机会。马可・波罗，使这个终生陷入政治漩涡的生命获得了一个新的支点，可以使他站在一个新的视角上观察自己的人生。同时，他们的忘年交，为这个过于坚硬的时代增添了一些温情的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忽必烈和马可・波罗都是幸运的，他们都通过对方实现了自己。
这一事件的隐喻特征也显露无遗，因为我们随时可以把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的个人友谊放大成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通过对方看见了自己。鉴于眼睛寄寓于身体之中，因而，它们在履行观察功能的同时，唯独无法观察我们自身，这是眼睛在设计上的重大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不得不借用别人的目光。同样，对于一种文化而言，其自身身份的认定，不是与生俱来的，更无法在一个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完成，而只能在异质文化的相互对照中实现。对方如镜子，描述了自身的状况。或许，朋友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倪志君摘自三联书店《纸天堂:西方人与中国的历史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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