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侧面谈时代生活文化的相互联系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
时间：2020-03-13 07:29: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文章力图从宏观的角度，将发轫与本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进程中震惊海内外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新音乐”萌发的“时代发展”、“社会生活”、“文艺思潮”和“音乐变革”的多方面的相互联系，作一个概略回顾和史学分析。“辛亥革命”前后引发中国“学堂乐歌”产生的重要社会条件和它所包含的一系列中心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中西融合”；以及在“辛亥革命”影响下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才得以全面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历史经验。�
关键词：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清代戏曲改良运动；学堂乐歌；中国近代新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0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02 ���
作者简介：汪毓和（1929~），男，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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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冬天在厦门一次会议中，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副主编田可文同志约我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写一篇文章。我没经慎重考虑就答应了。因为当时我正对进一步弄清中国近现代历史读了一些书和有关资料，觉得过去自己对这百年来历史的认识太肤浅贫乏了，也可以借此机会好好弥补自己这一缺点。但是，回北京后，尽管对这百年历史资料的阅读我倒是始终没有放松。可是，没有想到越是广泛接触各方面的这些读物，越是面对许多新的不同认识的观点，反而使自己仿佛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我对能否实现自己的承诺越觉得心虚了。我曾想也许悄悄地溜过去算了。可是在上月初，接到了老田的催稿电话，我还是溜不掉了。我只能慌乱中以下面的“杂感”来勉强充数。此稿如能不用最好，如用，就算是自己向广大读者和同行提供一个批评靶子的“抛砖引玉”吧！�
一�
“武昌起义”不等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只是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开始从“立宪改革”向“以暴力颠覆和武装“排满复汉”，并打出建立“共和新政”为目标的“首义”。这当然与“同光中兴“以来就先后实施“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资本主义改良所取得的成就是有关的。前者以比较温和的“西体中用”方针、多少对我国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后者则因力图进一步实现动摇清廷的政治体制仅只为时“短短百日”就惨遭失败，但它在政治思想文化的资本主义启蒙方面所发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再加上清末“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八国联军”进京迫使清廷统治集团狼狈避难西安的沉重教训所激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利用暴力推翻封建满清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梁、袁世凯为首的“资本主义立宪派”的发展为条件，这些都对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所引发的“辛亥革命”，增添了出人意外的全国性广泛影响。但是，不可否认“武昌起义”之所以称之为“首义”，还是反映它的爆发带有明显仓促上阵的偶发性，以及它所涉及三派政治势力（即当时实力较强的“立宪派”与实力较弱的“革命派”、和仍然架子未被全面摧挎的清朝统治阶层）都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以及当时所提的政治要求明确标榜了“推翻封建帝制、实行共和新政”的崭新口号的深远政治意义和如何在中国实施，对所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直接参与者，都还不胜了了或不太赞成有关。包括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主要领导在内，过去也仅作为向群众宣传鼓动的一个口号而已。况且以“武昌起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他们既非具体的策划者、更不是亲身的参加者。孙中山之所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由于南北两派革命阵营临时推举、而匆匆从国外赶到南京莅任的。事后不久孙中山就被迫交由袁世凯来接任，也并非真正出于他本人的意愿、而是有关各派商定的。所以，“辛亥革命”的实际进程，当时只是开了一个头，至少又经历了中国人民近二十年的艰苦斗争（如“反袁、张封建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启迪”，“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在“国共合作”下的“第一次北伐战争”，1927-28年上海、武汉、乃至全国性的反动浪潮的冲击，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与以“‘井岗山‘等革命根据地”的公开对立，以及30年代初“左联”成立和以“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突发所引起的“国统区救亡抗日群众运动”的掀起，等等），才可算是初步告了一个段落。�
二�
但是，“辛亥革命”的精神和它给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至今还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遗产。正如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先驱孙中山先生在1926年临终遗嘱中谆谆告诫后人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样，这充分说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许多重大的历史变革，总要经历国内外新旧矛盾反复持久的争夺，才能基本沿着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航向不断曲折地前进一样。“辛亥革命”也只是中国人民从长达千年“封建帝制”压迫下、向民主自由“共和制”的长期演变的一次“飞跃”。继续不断努力反对国内一切不平等的禁锢和反对外敌强权的侵略干涉，始终是大多数人民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争取人权的公平实现、人性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科学文明、物质文明得以不断提高的可靠保证。�
三�
任何重大政治事件的产生故然有它的偶然因素、但它们总是有其相应的经济、文化思潮为前导的。同时，在新的政治、经济变革推动下不断发展的新的社会生活，则既是人类思想意识和文化艺术发展的集中反映、又反过来给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强大的影响。 例如清代以来所有进入城市的戏曲艺人，就先后经历了为皇家的“内廷供奉”和官僚贵族阶层的“家养“（如《红楼梦》中的“贾府”和“北静王府”）外，主要就是应大小豪门财主的“堂会”为生。一般市民只能通过在“茶园”边喝茶边观赏艺人的短期挂牌串演。随着市民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才促使城市剧院的兴建和真正以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将这些传统的戏曲引入公开面对广大市民的“社会化”、“商品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生活的改变又进一步大大加快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文艺本身，在题材内容、表演方式等方面的紧靠时代生活的发展的演变。以北京的“京剧”为例，就先后经历了从原来侧重表现少爷小姐式细腻委婉的爱情悲欢题材，向“三国”、“水浒”等历史戏以及编演“打鱼杀家”、“秦琼卖马”、“三堂会审”、“四进士”等揭露社会不平、同情被压迫者的新戏的转变。同时，为了适应这些社会生活的新要求，才促使戏曲艺人自发探索了一系列“戏曲改良”的实践，如光绪年间汪笑侬一系列新剧的创演，先由王瑶卿创意、后经梅兰芳实现的、京剧旦角“花衫”的改革，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潘月樵和夏氏兄弟为代表的“海派京剧改革”的整体崛起，以及以梅兰芳、程砚秋、高庆奎、周信芳等“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的成功上演，等等。应该指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和“辛亥革命”对中国传统文艺的“推陈出新”的改革，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丝毫不差于当时还处于萌发状态各种“新文艺”的幼芽（如“学堂乐歌”、“新军乐”、“文明戏”等）。�
四�
当然，过去不少学者认为“清末民初”中国“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萌发的一个重要标志，不是没有根据的。 任何文艺的重大改革，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哲学思潮、文化教育等的改革的反映，而决不是单纯的采用西方音乐的技法和基本乐制的结果。 在辛亥革命时期，通过西方民主新思想的追求和“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才真正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与中国广大民众的社会要求相联系；同样，只有通过“新军”的训练才能使“新军歌”、“新军乐”得以找到其立足的根基。同样，在当时所有文艺品种中，也只有在“学堂乐歌”、“新军歌”中，才可以找到鲜明鼓吹“富国强兵”、“男女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移风易俗”等民主启蒙思想的内容和要求。因此，即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仍以高度热情积极鼓吹发展新的学校歌曲进行热情的鼓吹，如梁启超所说的：“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着羞也”[1]；奋翎生说的：“……日本在维新以来，……，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2]�
另外，据我所知，今天还保存在这些新的歌曲中歌颂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新政的“学堂乐歌”，主要仅有沈心工作词的《革命军》、华航琛作词的《光复纪念》和沈心工与朱云望作词的《美哉中华》等少数几首，而且这些歌曲的歌词都没有直接点出“武昌起义”，估计这些歌曲的创作时间也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次年、正式宣示“中华民国”新政之后。因为，任何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总要先于以文字或文艺形式的反映，就是报纸的“新闻”，也至少说的是前几天的时事。紧接之后五六年后，由于纷繁复杂的中国政界争斗和变故，人们对“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几乎就无暇顾及了。直到1916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和1926年孙中山的逝世，才又有人利用文艺形式提到孙中山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如冯玉祥的《广州有个孙中山》、《真正革命歌》、《三民主义歌》、《总理遗嘱》，黎锦晖的《总理纪念歌》，以及萧友梅的钢琴曲《哀悼引》等，这些音乐作品较鲜明地反映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对“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被封建军阀所窃夺的失望和愤怒，一致发出必须再次鲜明地发出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呼声”。�
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时代呼声”主体，并非现代作曲技法的旋律性的新“音调”。按中国历来的习俗，绝大多数歌唱性文艺品种（包括小曲、说唱、戏曲、词调等）的主体，一般指的是根据唱者和听者都比较熟悉的“调”（或“俚曲”“词牌”“曲牌”等）所新填写的“词”。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学堂乐歌”时，就称之为“编歌”，亦即现在所说的“选曲填词”。李叔同在他赴日深造前所编印的第一部歌集《国学唱歌集》中，就曾保留不少根据当时中国民间的戏曲、说唱的旋律进行“编歌”，后来发现这些传统的旋律与所填写的政治性鲜明的歌词难以融洽，他才改为选取节律亢奋规整的外国新乐曲调来进行填词。正如匪石（陈世谊）在其论著《中国音乐改良说》所指出的：�
……故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日本之所以能够强盛，很大程度上在于学校中军乐课普及。……应该立即将音乐教育设为学校教育的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真正达到兴盛。[3] �
五�
当然，辛亥革命时期“学堂乐歌”（包括新军歌、军乐）除了上述带有鲜明的政治内涵和实际社会影响外，它确实还包含了将中国音乐的发展朝着不断“推陈出新”方向前进的含意，特别是它一步步改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原有的仅“为少数统治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娱乐享受的基质”、一步步渗入了西方近代群体艺术“寓教于乐”的新途、和与之相应的世界近代音乐的表现体制（指与西方通用读谱法相联系的音乐基础理论和西方学校音乐教育普遍提倡的“集体歌咏”等表现方式），它预示一种真正符合新时代人民群体思想追求和群众审美需要的、融中西文化于一体的“新艺术”的幼芽的“萌生”。有了这样的“萌生”，才推动了许多后继的音乐学子，凭着“辛亥革命”所奠定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音乐救国”等的精神，共同为中国近代新文学、新戏剧、新美术、新音乐等艺术事业的全面创新建设，开辟了一条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康庄大道。�
在这条新的道路中，先后不同程度地闪耀了与“辛亥革命”一脉相联的“亮点”：如蔡元培的“为人生而艺术”美学主张和“学贯中西、兼收并蓄”的学术方针，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所开垦的“发展新的中国民众音乐”和刘天华首创“国乐改进”的理想与实践，以及冼星海的“普遍的音乐”和聂耳提出的“为劳动群众呐喊的中国新兴音乐”的新路，等等。因为，正是“辛亥革命”的启示，使中国新音乐发展始终基本沿着：救国爱民，反帝、反封建，主动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要求，正确面对中西两个优秀传统的继承，和不断通过具体艺术实践探索音乐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方向。�
从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中国近代新文艺的发展，又随着时代历史的车轮不断朝着更加复杂宽广的道路不停地滚滚向前。继承“辛亥革命”的革命传统、为建设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新音乐”事业，又相应取得了一系列更加丰富多彩和逐步走向全国范围的丰硕成绩。至20世纪50年代开始，又进一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领导下，为开辟循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音乐建设的新路作了更大的努力，取得了为世人所公认的伟大成绩和积累了丰富深刻的有关改革的经验教训。总结这百年来的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可以看出，百年来的“辛亥革命”，始终是团结教育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之一。继续发扬“辛亥革命”的光荣革命传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音乐建设搞得更好、更红火、更朴实、更深入基层生活和人心、更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既深远又灿烂的光辉是“人心所向”！我坚信纵然在前进的道路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崎岖，我们的目标总会在大多数人民的热情支持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
2011年9月19日初稿完成于中央音乐学院�
［参 考 文 献］�
[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97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 奋翎生.军国民篇[N].新民从报,1902-2-3.�
[3] 匪石.中国音乐改良说[N].浙江潮,1903(6).�
责任编辑、校对：田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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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 the Blend Development of Times, Life, Culture �and Music from One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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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u----he�
Abstract: From the viewpoint of macroscopical, the article brief review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and “New Music” in modern China on aspects of times development, social life, literary thought, and music reform. It also discussed the School Songs with its importa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a good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on art before and after the period of Xinhai Revolution; and the basic clue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modern Chinese new music, whic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Key Words: Wuchang Uprising,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reform movement in Qing Dynasty, School Songs, new music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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