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路201号:吴国桢的海上岁月_安福路168号
时间：2019-05-05 03:28: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上海安福路201号是一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花园洋房，上下两层，清水红砖的外立面在沉稳间夹杂着几许灵动。周围的一些老居民都知道它曾经的主人就是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吴国桢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这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曾是周恩来的中学同窗，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29岁就高居汉口市市长。抗战时期，他是陪都重庆的父母官，旋又升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抗战胜利后，鉴于钱大钧施政不力，吴国桢取而代之，成为上海市市长。安福路201号乃是吴主政上海期间的官邸。不过，在任3年间，他面对的是一幅工商凋敝、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乱象，所有这一切令他如坐针毡，疲于奔命。或许只有僻静的安福路，只有在安福路宅邸与家人团聚的那一刻，才能给他暂时的慰藉。
安福路201号的新主人
抗战胜利后，重庆的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飞抵上海，接收敌逆财产。一时间，大到工厂、房产，小到字画、金银，甚至汪伪汉奸的娇妻美妾都落入接收大员手中。他们个个“五子登科”①，满载而归，接收蜕变为赤裸裸的“劫收”。当时的上海市长钱大钧因热衷坐地分肥，大发不义之财，老百姓讥讽其为“钓大钱”，而他治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只能靠南京方面的补贴勉强支撑门面。
看到上海政局混乱到这步田地，蒋介石不得不走马换将，祭出了被他视作“市长专才”的吴国桢这张王牌。1946年5月14日，行政院任命吴国桢为上海市市长。4天后，吴携全家离宁赴任。上海对于吴国桢来说并不陌生。1926年秋，他学成归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受聘为上海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但他的志向并不在三尺讲台上，旋即步入政界，不想从此便飞黄腾达了。
抵沪后，吴国桢一家搬进了安福路201号。这栋洋楼建于1922年，原是汪伪中央储蓄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的私宅。日本投降后，被当作敌产没收。它最初的模样如今已不得而知，因为吴国桢在入住前，将宅院“改头换面”一番。走近此楼，迎面两只栩栩如生的欧式石狮，分立左右。循石阶而上，两根爱奥尼风格的石柱格外显眼。三开间的底楼中部是客厅，两旁为厢房。右手的那间是吴母专用的佛堂，终日香火缭绕。在楼前偌大的草坪上，既有形如牌坊的仪门、中式的园林小品，又不乏古希腊女神石雕，西侧还辟有一小型舞厅。这“中西合璧”的格调恰恰显示了吴国桢为人处事亦中亦西的特点。
这所经过改建后的新宅子令吴国桢十分满意。闲暇之余，他还会与家人在草坪上打打槌球，其乐融融。然而，钱大钧丢下的一副烂摊子却让吴感到很棘手，“我的前任留给我的是一次罢工和一场示威”。
吴所指的罢工就是清道工人要求改善待遇而举行的罢工。5月18日，他全家刚在安福路安顿下来，上海清道工人就宣布罢工。次日，千余名清道工人手握扫帚上街游行。甫一视事，就被赏了个下马威，令吴国桢暗自恼火。不过，他毕竟是“喝过洋墨水”的，其行事“民主”的作风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很不一样。吴上任后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召集清道工人代表开会。会上，他开门见山：“你们当垃圾工，就要收垃圾；我做市长，就要首先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有什么苦处，跟我讲。”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向新市长倒苦水。吴国桢听罢，拍拍胸脯：“钱市长不能解决的，我来了，我一定解决。”②经过多方协调，清道工人们的诉求很快得到基本解决。21日，清道工人宣布复工，街道旁堆积如山的垃圾不到两三天功夫就不见了踪影。
最失败的一次讲演
罢工潮的平息使吴国桢颇为得意，自认为可以将学生的爱国示威运动也轻而易举地摆平。可这次他错了。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频频制造摩擦，同时在关内加紧部署，全面内战一触即发。6月19日，沪上72所大中专院校发起成立“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号召全市同学团结起来制止内战。眼看罢课的学生即将走上街头，中统和军统方面主张用武力镇压，吴国桢并没有采纳特务的意见，而试图以惯用的方式来劝说学子们改变立场。
他前往学生示威的组织策源地—大同大学③，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辩论。起初，他滔滔不绝地摆事实、讲道理，“你们不应再继续罢课了，我知道学校已安排期末考试，我希望大家都回到班上参加考试”。吴以为这样的“循循善诱”能让学生们返回课堂，但他这套官方说辞，学生们早已听腻，任凭吴巧舌如簧，大家充耳不闻。6月22日，吴国桢再次去到大同校园与学生们辩论。从上午7点多钟起，吴与学生们的舌战来来回回进行了两轮。正当他准备开始第三轮发言时，在场的同学突然高唱起自编的反内战、反迫害的歌曲，歌声盖过了吴的话音。“姜还是老的辣”，众学生此举并没有惹恼吴，相反他顺势借着歌声的间隙，继续自己的演讲，通过观察还发现了学生领袖的身影。“你叫什么名字？”吴国桢指着台下一个学生问道。“我姓陈”，此人便是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陈震中。一旁的大同校长胡敦复低声向吴耳语：“他不是大同的学生。”于是，吴国桢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哪个大学的？”当得知陈来自圣约翰大学后，他继续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按照吴的逻辑，他来到大同大学，自然是应该与大同的学生对话。陈震中斩钉截铁地答道：“这是中国所有学生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来？”原本，吴还想与他辩论下去，不料会场里又响起了嘹亮的歌声。
这场马拉松式的辩论拖到下午2点左右戛然而止。有学生站起身嚷道：“与你辩论下去没什么用处，我们还有其他要紧的事情去做”。话音刚落，“哗”的一声，众人四散而去。吴国桢顿时被这场面镇住了，他呆立在台上，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这或许是他从政以来最失败的一次讲演。
神情沮丧的吴国桢黯然回到安福路宅邸，刚准备进楼，忽然手下来报称门口有两名大同的学生要见他。吴精神一振，赶忙将此二人请进客厅叙谈。从交流中，吴得知他们属于中立派。其中一人言道：“我们相信您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吴市长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大同所有的中立派明天就可以复课。”“快说，你们需要什么保护？”吴国桢此时的语气略带激动。“只要派些警察站在学校门口，禁止外校学生进入。”吴是聪明人，马上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各校间的串联。“好！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吴当即就给警察局下达了命令。是日晚，吴国桢坐在书房里，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幕幕，五味杂陈。“明天，大同的事态总算可以平复了”，他喃喃自语，自我安慰着。④ 翌日，吴特地起了个大早，匆匆赶到位于新闸路上的大同大学，并一直等到上午8点学校期末考试开考后，方才离去。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那天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回校参加考试了。可是，吴市长恰恰忘记了孙中山先生的名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单凭他一己之力怎能阻止人民反对独裁、争取和平的正义行动？又怎能扭转国民党反动政权覆亡的命运？
也就是在大同开考的那一刻，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各界群众五万余人前往北火车站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和平请愿。随后，欢送大军在市中心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一路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等口号，沿途无数市民自动加入到游行队伍之中。
没有发言权的市长
1948年下半年，受到内战的拖累，国统区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南京政府被迫实施所谓的“币制改革”。可是，作为上海这座远东金融中心的“掌门人”，吴国桢却迟至南京方面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之时，才获悉发行金圆券之事。
1948年8月19日，吴国桢突然接到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电话，俞称他和蒋经国已到上海，他们设宴邀吴前往，顺便讨论一件要事。放下电话，吴国桢隐约感到要有大事发生。席间，俞鸿钧拿出一份文件交给吴看。这份文件就是《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通读一遍后，吴大吃一惊，赶忙问俞：“此公告是否已经发布？”俞鸿钧不紧不慢地回答：“或许现在正在公布。”闻听此言，吴更急了，赶忙要求俞打长途电话回南京，要求当局慎重考虑此事。还未等他讲完，俞鸿钧就摆摆手说：“这个政策已经决定，不用再打了。”
谈起经济，吴国桢可是内行。他在美国最初攻读的就是经济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历任汉口市财政局长、湖北省财政厅长、全国财政专使等职。他到上海后，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市政府摆脱了对中央补贴的依赖，实现了财税上的自给自足。在吴国桢看来，发行金圆券无疑是一场饮鸩止渴的游戏。当晚，他即向蒋介石发去急电，要求辞职。顺便提一句，这是吴接任上海市长以后第7次类似的举动。任职两年有余，请辞如此频仍，这在国民党历史上恐也罕见。
两日后，蒋介石把吴国桢召到了南京，两人促膝而谈长达3个小时。可是，最后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坚决不接受吴的辞呈。理由很简单：眼下正当“币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如果吴撂挑子走人，必定会动摇人心。无奈之下，吴国桢只得表态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做“改革的绊脚石”，回沪后，他将对市府各部门下达命令，让下属们服从俞鸿钧和蒋经国的旨意，而他本人则再也不对金圆券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了。
在上海的经济形势发生骤变的紧要关头，堂堂市长竟然丧失了话语权，这犹如胸口挨了一记闷棍，让吴国桢十分憋气。他并非不想在“币制改革”中有所作为，只是从发行金圆券的那天起，他就被架空了，俞、蒋两人遇事从不与吴商量。以至日后当被问起这段往事时，他自嘲道：“我和我的市政府都没有发言权。从金圆券改革一开始，我就无能为力。”不过，这倒使他有更多的时间能陪伴家人。至少在安福路201号这片小天地里，都是他说了算。
难道，吴国桢真的一点都不问“币制改革”之事？也不尽然。在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被捕一事上，吴国桢就按捺不住了。荣鸿元于“币制改革”之前，在香港通过外汇交易，调转头寸，以解企业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不料时过境迁之后，却被按上个“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锒铛入狱。吴国桢为此忿忿不平，他绕过蒋经国，直接向蒋介石进言。然而，似乎他的话没起什么作用。荣鸿元最后还是被判刑6个月，荣家也因此饱受国民党官僚的敲诈勒索。
至于那桩妇孺皆知的扬子公司案，虽然在蒋介石夫妇的庇护下，蒋经国对孔令侃也奈何不得，但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处事的公允，亲自打电报给吴国桢，要他出面查处此案。原本已置身事外的吴国桢哪肯去蹚这池浑水？他立刻回电婉拒。不想，又接到宋美龄的长途电话，她软硬兼施，称蒋介石正草拟另一份电令，委他全权查案。因此，宋劝吴还是照办为好。果不其然，他很快收到了命令。内中大意是，即使吴辞职，也必须负责办理该案。被逼到墙角的吴国桢只好组建一个由市政府、市参议会、市商会、审计业同业公会、律师公会等机构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调查此案。按照吴后来的口述回忆，审查的结果竟是扬子公司一切业务皆属合法。“他们获取的方法是合法的，不同的是，他们利用了自己的影响获得特权。”⑤
进入11月后，随着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金圆券币制恶性膨胀，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几成废纸。蒋经国只得黯然离开上海，扬子公司案也就不了了之。吴国桢如释重负。
人去楼空
当1949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时，国民党政权已是四面楚歌、风雨飘摇。1月21日，慑于内外压力，蒋介石宣布下野。就在此前的两三天，吴国桢被蒋召去南京面谈。言语间，吴预知蒋已坚定下野的决心。“不过我不愿你离开上海市长的职务”，蒋介石对吴如是说。吴国桢回道：“假如我被政府免职了怎么办？”蒋摇摇头：“没有人会免你的职，我已要求汤恩伯将军给予你武力支持。”“假如我真的被免职呢？”吴追问道。“那你就呆在办公室不走！”蒋介石重重地扔下一句话。很显然，有吴国桢这员干将坐镇上海，他蒋某人自然安心许多。
代总统李宗仁也知道吴是个难得的人才，想拉拢他出任财政部长。李宗仁夫妇还亲临安福路，打算请吴出山。可是，因蒋介石有言在先，吴国桢说什么也推辞不就。
原本，吴国桢对坚守上海充满信心，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化令其动摇，尤其是对汤恩伯更是成见甚深。某日，汤恩伯向吴抱怨，他的部队缺少汽油。吴国桢立即四处筹措经费，购买了足够的汽油提供军方使用。不多日，市警察局长俞叔平报称，汤的手下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闻听此言，吴国桢拍案而起，“我马上给汤将军写封公函，通知他这个情况”。俞连忙摆手：“吴市长，这没有用的。”吴还有点书生意气，“我以我的名义写，你不必担心。”事情的结果被俞叔平言中了。公函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只字片语的回复。过了十来天，汤恩伯亲自找上门。他闭口不谈汽油一事，只说俞叔平与军方合作不力，建议吴改换警察局长。吴国桢推推眼镜，怒不可遏。说来也巧，数日后，吴在重庆染上的疟疾旧病复发，于是他顺水推舟，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吴国桢又要辞职了？蒋的第一反应就是吴胆怯了，想要溜去台湾。于是，他命蒋经国亲往上海。名为探病，实际是要摸摸吴的底牌。来到安福路吴宅后，见到吴国桢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还不住地打寒颤，蒋经国明白吴绝不是装病。但是，蒋介石仍心存疑虑。他干脆派专机把吴国桢接到溪口。会面之后，看到吴病歪歪的样子，蒋很是吃惊：“我想现在应当让你辞职了，但也许最好还是别辞，我先给你一个月的病假，你可以到台湾去休息休息。”
当然，蒋介石对上海的防务问题仍放心不下，他急切地问吴国桢上海能守多久。“最多一个月。”吴的回答再令蒋大吃一惊：“你为什么这么说？汤恩伯向我报告说至少可以守6个月。”于是，吴国桢将他所知的军队内幕和盘托出。蒋介石听后面无表情，未置一言。⑥
4月14日，平日里人来车往的安福路201号变得异常安静，楼里楼外的陈设依旧，唯独不见吴家人的身影。原来，是日上午，吴国桢举家搭机匆匆离沪，去往台湾。一个星期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并迅速解放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26日，蒋介石亲临上海指挥，一边部署“保卫上海事务”，一边电促吴国桢回沪。⑦吴一是确信上海必定失守，更重要的是不愿再同汤恩伯共事，“无论如何，当汤恩伯仍是司令时，我不想回去。”所以，他说什么也不肯就范。5月27日，上海解放。
离沪赴台，或许可以说是吴国桢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尽管此后数年间，为了吸引美援，蒋介石仍重用吴国桢，委以“台湾省政府”主席等要职，但蒋、吴之间的政治分歧不仅没有弥合，相反日益严重。1954年，吴国桢与台湾当局公开决裂，携家眷远走美利坚，重又拾起教书的老本行，受聘于佐治亚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以安度余生。1984年初，他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邀请，准备回国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活动。不料，6月6日在寓所内因突发疾病而辞世，终未能了却回大陆看看的宿愿。
安福路201号并未因主人家的离去而荒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里成了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所在地，成为无数艺术家和观众心目中的话剧圣地。如今，作为上海的历史保护建筑，它依然保持着吴国桢当年改建后的外观风格，而吴国桢居住于斯的那段陈年往事已成为后人的谈资。
（作者单位为上海市档案馆）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 有关“五子”的具体所指，各方说法不一。有的说为厂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也有说为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和馆子（高级饭馆），还有说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
② 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建始文史资料》第六辑，1996年内部刊印），第200页。
③ 1946年6月20日，大同大学暨附中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大同反内战委员会”，决定停课7天，延期考试。
④ 参见［美］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吴修垣译，高云鹏译审，马军校注：《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5页。
⑤⑥《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第68-71页、第73-81页。
⑦ 吴国桢离沪后，市长一职由市政府秘书长陈良代理，所以当时吴名义上仍是上海市市长。直至5月1日，南京政府正式批准吴的辞呈，任命陈良为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