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虽在含辛茹苦的时刻]雅典轻轨路线

　　 　　在风光摄影师和新闻摄影师的镜头下，雅典是两座城。 　　一座端庄典雅，貌似隔绝了尘世的所有喧嚣：阳光穿过帕提农神庙的石柱，拂照山下的整座城市和与之相连的爱琴海，泛着柔光的石阶从卫城一直延伸到山脚的街道，那里橄榄树枝叶繁茂，白石墙，蓝木窗，身穿红裙的少女在石板路上匆匆走过；
　　另一座则纷繁凌乱，仿佛随时都可能被撕成碎片：狭窄的街道，涂鸦覆盖的墙壁，石板路上四处散落的垃圾，人群慌乱，蒙面的少年和扔向防暴警察的垃圾筒……两座城交错在同一时间和空间里，搅乱了所有不属于这个城市的目光。
　　在希腊人眼中，雅典则比前一座世俗，比后一座优雅。
　　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每日与人争论哲学的市集上，小商贩们仍旧做着生意，干果摊，水果铺，廉价的日用杂货……人们在空中挥舞着双手讨价还价，没有人谈论哲学，也很少有人记得苏格拉底的话：“我喜欢逛市集，只是想去发现有那么多东西，没有它们我也能过快乐的生活。”
　　有罢工的日子里，咖啡馆门外的藤椅总是人满为患，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闲话家常，喝咖啡，卷烟丝，吃早上刚从海上打回来的沙丁鱼，偶尔，也会谈谈艺术，但很快便会将话题转入不景气的经济和不争气的政府。而在示威游行的街道上，可以看到穿着长裙的女孩摘下口罩跑到路边摊嚼上一串烤肉，再举起写着标语的旗帜钻回游行的队伍，不远处街角建筑破旧斑驳的墙壁上，涂鸦者画起一个色彩缤纷的书架……
　　阿克罗波利斯山上的帕提农神庙静静地俯视着这一切。和过去几千年一样，她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事情，虽然她的存在本是让人们相信她可以做到。但即使她自己也曾经被山脚下来的人改成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往后的日子便只好住嘴，只美美地站在那里做一处风景。
　　人们总习惯用一个抽象的词去概括一座城市，巴黎浪漫纽约现代之类，然而当一座城市已闪耀于世间3000多年，经历了一切你所能想象的荣耀和苦难，她的脾气禀性又如何能被几个简单词汇描述？雅典，仿佛卡尔维诺笔下那座不存在的克拉莉丝城：“克拉莉丝经历了很多的衰败和复兴。人口和风俗也改变了许多次，可是名字、地点和打不破的物件仍旧留下来……某些数目的物件在某个空间里给移来移去，有时被一些新的物件遮盖，有时破旧了而得不到替换，规律是每次都要把它们调乱然后再拼凑起来。”
　　
　　以罢工计算的日子
　　过去的两年间，雅典人的日历是以罢工和游行的日期来计算的：每月至少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伴随各行各业摩肩接踵排着日期搞罢工，城市公共系统时不时就瘫痪。居民习惯了出门前查看罢工信息而不是天气预报，如果巴士罢工了就得坐地铁，地铁罢工了就坐巴士，如果巴士和地铁都罢工了，就看能不能搭别人的车，如果都不行，那就只能自己也被迫罢工，坐在家里喝咖啡，看电视新闻里那些年轻人是如何游行闹事的。游行和罢工已经被迫成为雅典人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谁的生活可以与之撇清关系。
　　最近的一次示威游行中，5万希腊民众聚集在国会大厦前的宪法广场，抗议政府采取新一轮的全面紧缩政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是资深示威者，嘴上戴着口罩，脸上涂满防烟雾弹的粉末，腰间缠绕着蓝白相间的希腊国旗，手举写满标语的横幅。其中也不乏一些凑热闹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外地来的游客。一名来自新西兰的游客因为航班滞留而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游行上，他的理由充分：“我本身就是一个反资本主义者，既然撞上了，我觉得参加游行就是我的义务。”几条街外，警察封锁了过往的车辆，并提醒误闯进禁区的外地人：“今天还是去别的地方吧，里面那些疯狂的人不一定干出什么事来。”大部分时间，警察们只是坐在路边休息聊天，当游行队伍中有人试图通过破坏公物来发泄愤怒，或向他们扔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们就扔催泪弹回击。
　　雅典人有一百个理由上街游行，2009年以来，希腊已经通过了六个紧缩法案，每次都不外乎是政府裁员、提高税收和降低工资，以及征收一些备受争议的财产税。两年来，希腊人的收入平均降低了14%，失业率则翻了一倍，达到21.8%。每一次紧缩法案的通过都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再一次下跌。
　　面对民众的愤怒，希腊当局表示理解，但没有办法。希腊自2010年爆发经济危机以来，欠了一屁股债，每天焦头烂额地忙着弥补财政赤字，不断向欧盟伸手借钱，但欧盟的钱不是那么好借的，每次都必须按对方要求实施新一轮的紧缩措施。如果拿不到钱，希腊就很可能面临破产，怎么能让一个3000多岁的文明古国破产？希腊联合政府总理帕帕季莫斯不得不打出民族责任心的底牌：“现在到了决定国家前途的时刻，每个人都应该担负起历史性责任。”
　　希腊人的怨声载道丝毫没有让借钱给希腊政府的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软，他们再也不想宠着这个拖油瓶了。2010年，希腊的赤字占了GDP的10.6%，公债规模达到GDP的144.9%，为了帮助希腊解决债务危机，欧盟不得不从共同基金里拿出上千亿欧元来拯救希腊，因为一旦希腊破产，将把整个欧元区拖下水。而另一方面，希腊的福利政策居高不下，人们仍过着下午3点钟就可以下班回家、一年拿14个月工资的生活，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更是雪上加霜，减债目标一直没有实现。在欧盟其他国家的眼中，希腊人在用他们的钱来过慵懒的生活。
　　
　　
　　
　　于是欧盟怪希腊政府不争气的财政改革，政府怪民众不体恤国家危机，民众反过来骂政府贪污腐败，政府又觉得欧盟实在逼得太紧。在这场罗圈战中，目前唯一获益的，大概是示威游行队伍中的那些小商贩。每到游行的日子，宪法广场和周围几条街上就支满了各种小推车，卖烤肉、卖面包、卖啤酒，还有瘦小的男孩头顶着几瓶矿泉水在人群中穿梭叫卖……他们和游行的队伍融为一体，摊主们闲暇时也和队伍中的人一起喊口号，催泪弹袭来时便支起推车和人群一起四散而逃。
　　与此同时，雅典国际机场的警察正忙着处理把欧元现金塞满整个行李箱准备带出境外的富商、修女和传教士，这个国家的资产正在流失。于是穷人闹罢工，富人转移资产，而当局对两者都几乎无能为力，没有人知道到底该拿什么来拯救希腊。
　　经济危机让雅典人颜面尽失，但与颜面相比，往后的生活如何继续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大手大脚惯了的雅典人开始学习节俭生活，二手市场再次兴旺，物物交换开始盛行。有人在雅典建起时间银行网站，让人们用自己的劳动时间而不是欧元来换取别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于是律师为园艺匠写遗嘱可以换来一个钢琴老师的音乐课，而钢琴老师可能让园艺匠到自己家里修葺花园。雅典北部的一些城镇甚至开始使用自己的货币。在小城沃罗斯（Volos），人们开始用网络货币TEM来代替欧元，只要你为别人提供服务便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TEM, 而你可以用TEM到合作的面包店买面包，到菜市场买菜。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多久，也没有人知道谁会最终把希腊带出危机，人们时而抬头看一眼高处的帕提农神庙，便又转身埋头于手上的活计。那些带着爱琴海明信片按图索骥而来的观光客，在催泪弹的烟雾弥漫下大惊失措，旁边面不改色的雅典人安慰他们：“别担心，这只是在雅典的一种经历。”
　　
　　从雅典到古希腊的距离
　　“认清现实状况的唯一途径是了解过去。”不久前去世的希腊电影大师西奥·安哲罗普洛斯一度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失望透顶：“‘没有信念和忠诚的地方，我们不过是风的玩物’，这句希腊古诗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现实。”他一边痛斥学校的课本上对希腊的内战历史避而不谈，一边用自己的电影为人们讲述希腊的过去。对于他来说，希腊人只有正视历史的教训，才能走出如今的困境，而不是依靠其他任何人。
　　1935年出生于雅典的安哲罗普洛斯几乎经历了希腊近百年来的每一次衰败和复兴：1岁时梅达萨斯将军发动政变，建立独裁专政；5岁时“二战”中的德国占领希腊；9岁时雅典开始成为内战的战场；1949年内战的双方停火，经济衰退和政治分裂却没有停止，其间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纷争不断；1967年军人执政团开始独裁统治；直到1974年军政府垮台，希腊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战乱才告一段落……安哲罗普洛斯称自己为“战争的孩子，记忆中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战争警报声，而第一个画面则是纳粹军队侵占雅典的场景”。
　　从他的第一部长片《重建》到最后一部未完成之作《另一片海洋》，安哲罗普洛斯执著一生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普通的希腊人在战乱时期的生活。他常常通过电影中的台词痛斥战争和当时的统治者，在电影《哭泣的草原》中，一对恋人在战乱中不停地逃亡，从“二战”、内战到军政府统治，片中的依琳妮一次次看到家园被毁，亲人离去，她梦中的呓语正是安哲罗普洛斯想说的话： “军装各不相同，但军队都是一样的。”
　　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安哲罗普洛斯的很多朋友被捕，另一些则选择了逃亡。于是第一部长片刚制作完成，安哲罗普洛斯就偷偷带着《重建》的胶片跑到意大利，给流亡当地的希腊人放电影，让他们了解希腊。放映结束后，他们坐在一起谈论未来，相信只要军政府垮台，希腊就将重拾往日的荣耀。后来军政府垮台了，往日的荣耀却没有回来。
　　他的电影中常出现罢工游行的场面，但对安哲罗普洛斯来说，当时的罢工和现在的罢工完全不是一回事。2009年安哲罗普洛斯在接受一位英国记者访问时说：“60年代希腊人在罢工游行时有自己明确的政治诉求，而这种诉求并没有在现在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中体现……我是老一代的希腊人，我们这一代人相信改变是可能的，相信我们可以改变世界，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新的路。这个新世界不是做梦做出来的，而是亲手去实现的。但这种想法从未实现，我们一直生活在失望和失败的阴影中。”
　　他喜欢在坏天气里去破旧的乡村拍摄电影，因为那种情绪更接近真实。在安哲罗普洛斯的眼中，希腊远非人们在风光片和明信片上所看到的那样：“希腊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地名，它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今天的希腊让我感到恶心，它失去了精神价值和慷慨包容，于是我想回溯到很多很多年前的语言。”
　　3000年前的古希腊是一个面朝大海的个城邦，富足的雅典城中诞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基米德、苏格拉底等一个个西方文化的启蒙者。古罗马曾在军事上占领了它，可是文化上却选择了皈依。历史上还曾有瓦拉赫人、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相继迁入，无一例外地，都被希腊文化同化了。
　　英国诗人雪莱在他的抒情诗剧《希腊》中说：“我们完全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无不生根于希腊。如果没有希腊，那么我们祖先的老师，征服者或京城——罗马——就不可能用它的武器来传播启蒙的光辉。我们也许到今天还是野蛮人。”现代雅典和古希腊显然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这也正是人们怀念古希腊的原因。
　　安哲罗普洛斯试图用古希腊诗性的语言去重述历史，一个个缓慢的长镜头下，流浪的艺人，逃亡的恋人，寻找遗失胶片的电影导演……他们都像荷马笔下的奥德赛一样，漂泊在路上，遭遇着，思考着，生活着。
　　看镜子的旅人
　　蒙纳斯提拉奇广场旁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每天从清晨开始便会时不时地传来叮叮咚咚的敲击声，白发的老鞋匠带着学徒日复一日地在皮革和鞋帮间忙碌着。他叫麦利西诺斯，是一名鞋匠，也是一位诗人。他总是让到访的客人坐在他亲手做的塌椅上，然后弯下腰，从堆成小山一样的Sandals(传统的希腊凉鞋)中抽出一双，套在对方的脚上，圈圈画画，再让对方站起来走几步，最后抱起鞋子到后面的工作台上修修改改。不论忙碌还是清闲，这样的流程从未缺失，“你不能让一百个人穿一样的Sandals，因为我们走的路不同，姿态各异，只有我们的脚才知道它们真正需要什么。” 到了深夜，或是因为骚乱而被迫关门的日子，麦利西诺斯便爬到阁楼里写长诗：“生活中没有惩罚或是奖赏／只有永无休止的修复／我们不得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即使这并非心甘情愿……有一天生命的徒劳摊开在你的面前／错觉或将你从沮丧中拯救／幻像和狂热为你树起丰碑／却最终逃不过忧伤的结局……”
　　这样的生活在麦利西诺斯的家族中已经沿袭了近百年。他的祖父和父亲的一生也都是在一边做鞋一边写诗中度过的，而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邀请人到鞋店里谈诗歌和艺术。在皮革和诗歌中长大的麦利西诺斯年轻时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出逃：他跑到纽约学习绘画并留在那里成为一名设计师，直到有一天他问自己：“五年后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回答他的是内心的一阵空落，于是，他选择回到雅典继承父业，也终于理解了父辈为何一直用诗歌记录生活。
　　这座城市的历史始终是用诗歌书写的，不论是古希腊还是现在。《荷马史诗》中奥德赛漂泊的故事被希腊人一次又一次演绎，流浪的灵魂一直在找寻自己的归属。电影《香料共和国》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土耳其和希腊因为争夺塞浦路斯纷争不断，希腊裔的凡尼斯一家被赶回了雅典，他的一生都在寻找身份的认同：“土耳其人赶我们走，认为我们是希腊人，希腊人收容我们，却认为我们是土耳其人。”凡尼斯的海员舅舅在战乱时期周游世界过着浪荡不羁的生活，一天他突然回到雅典告诉凡尼斯，他要娶一个雅典军官的女儿为妻，凡尼斯不理解，于是他说：“人生中有两种旅人，一种是看着地图，另一种是看着镜子，看着地图的人是要离开，看着镜子的人是要回家。有一天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我知道，我该回家了。”
　　常年的战乱曾迫使很多雅典人背井离乡。1920年出生的女演员梅利亚·梅尔库奇(Melina Mercouri)本不需要经历放逐的生活，这位曾经的雅典市长的孙女，二十几岁开始在戏剧舞台上演出，参演电影后两次在戛纳电影节获奖。1967年4月，军人执政团宣布接管政权时，梅利亚正在美国拍摄电影《亲爱的伊利亚》。听到这一消息的她随即加入了反对军人执政团独裁统治的国际声援行动。恼羞成怒的军人政府取消了梅利亚的希腊国籍，没收了她的财产，并几次派人暗杀她，但都没让梅利亚停下来，她四处演讲、接受访问，并在法国用希腊语为同胞录制音乐专辑。直到 1974年，军人政府倒台，她才得以重返雅典，并最终成为新政府的文化部长。梅利亚曾如此评价她的故乡雅典：“从很多方面讲雅典就像个丑陋的女人，而和丑陋的女人一样她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
　　一些漂泊的灵魂即便没有将身躯生在雅典，也将这里作为自己的精神故乡。拜伦就曾经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直觉得自己错生在了英国，而他的根在古希腊。他崇尚人本意识、自由观念、革命精神和享乐主义，他希望通过对古希腊精神的追述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
　　他为古希腊神话中盗取圣火的普罗米修斯吟诵：“他的沉默是对他的判决，/他的心中枉自后悔不迭；/他掩饰不了内心的惊悸：/闪电正在他手中颤栗！/人也有几分先见之明/能预知他自己惨淡的前程/他的不幸和他的抗争/他的孤立无援的逆境/这样，他的心灵便顿时奋起/同灾难对抗，势均力敌/坚韧的意志，深邃的思想/虽在含辛茹苦的时刻/也能望见丰厚的报偿；/只要敢抗争，就攻无不克，/死亡会变成胜利的凯歌！”
　　19世纪初，希腊遭到了土耳其的殖民统治，拜伦愤然雇用了大船“赫勒克特拉号”，去拯救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希腊。第二年，拜伦病逝，死前他绝望地说：“不幸的人们！不幸的希腊！为了她，我付出了我的时间、我的财产、我的健康；现在，又加上了我的生命。此外我还能做什么呢？”诗人死后，希腊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英国人拜伦最终成为了希腊的桂冠诗人。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在拜伦的墓志铭上写道：“他在1824年4月19日死于希腊西部的迈索隆吉翁，当时他正在英勇战斗，企图为希腊夺回她往日的自由与光荣。”
　　自知与不自知的，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必然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一次奥德赛的生命之旅。那些漂泊而去的和流浪而来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即便这个城市总是带来伤痛，他们都最终找到了精神的归属。
　　“这就是对尘世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卡波尼卡雷是雅典最忙碌的街道，它一边连着宪法广场，另一边通向蒙纳斯提拉奇广场，街道两旁遍布着各种时尚品牌店、咖啡馆和匹塔店（希腊的特色烤肉卷饼）。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雅典人和观光客一样坐在阳光下没心没肺地喝咖啡。有示威游行的日子里，时装店都大门紧闭，餐厅和咖啡馆却照常营业，人们喜欢凑在一起在咖啡馆的电视里看宪法广场上的游行直播，直到催泪弹追着闹事的年轻人穿越整条卡波尼卡雷大街，咖啡馆的伙计们才熟练地把门口的桌椅迅速地撤回室内，所有遗留在外的物件都变成了示威者的发泄对象。
　　蒙纳斯提拉奇广场则成了示威者落脚休息的大本营，这里的景象和宪法广场截然相反，写着标语的旗帜随意地倚在石板凳边，年轻人围坐在地上，脸上的花白粉末被汗水冲刷掉了大半，姑娘们开始在四周寻觅水果和零食，小伙子们则不忘记对路过的漂亮女孩吹口哨。
　　就算生活再糟糕，雅典人及时享乐的本性从未丢掉，这几乎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雅典人始终觉得爱美和爱自己从来就没有错。想想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美女，十年征战只为了一个女人，双方阵营却没有一个人后悔，当海伦美女最终出现在城墙上时，下面希腊联军和特洛伊的士兵都惊叹：“这十年的颠沛流离是值得的。”
　　再看看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宙斯、雅典娜、波塞冬，没有一个靠谱的，爱美、贪婪、嫉妒和复仇……他们不像其他很多文化中的神，拥有完美的人格和品性，他们和尘世间俗人一样有七情六欲，而既然诸神都这样行为做事，人就更应该坦然面对自己的本性，在这一点上雅典人从不遮掩。
　　不久前，一家网站对全世界180个国家的1.08亿网络用户一个月内的网上聊天记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中1200万条调情对话，并借此对全球200座城市进行排名，雅典位列第一，被称为全世界最轻浮的城市。雅典人对此毫不介意。因为调情就是他们的日常对话，尤其是当下的光景，更是调剂生活的良方。希腊性感女星茱莉亚·丽珊德流传出市的性爱光碟也为“拯救”希腊经济做出了贡献，短短十天就售出几十万张。外债已高达3000多亿欧元的希腊人，还是能苦中作乐。对于雅典人来说，过去的几十年乱局都熬过来了，显然当下的日子并不是这个城市经历过的最坏的时光。
　　多年的经济衰退和罢工游行已经让雅典的街道成了涂鸦者的天堂。城市中几乎所有建筑外墙都没有逃过涂鸦者的画笔，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发泄愤怒，墙，成了涂鸦者的留言板。一群匿名的涂鸦艺术家在一间半地下室的空间开了一个艺术展，进门处挂着艺术家们的合影，所有的脸都被墨水涂黑了。不远处卡波尼卡雷大街的一堵墙上有他们最醒目的作品，一个红发嬉皮士的头像下写着一排红色的大字：“性和革命是唯一的解决方式。”
　　今天的雅典人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西西弗受到宙斯的永恒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到山顶，而一旦到达山顶巨石就会滚落下来，西西弗便要重复把它推上去，如此往复，永无休止。宙斯认为这种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是最可怕的惩罚。在法国哲学家加缪的笔下，西西弗则是一个荒诞的英雄：“无论就他的热情或他的苦刑来说，他都是个道地的荒谬人。他对诸神的蔑视，他对死亡的仇恨，以及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得到这无法比喻的惩罚，这惩罚使他用尽全力得不到成功。这就是对尘世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顽皮的雅典人对西西弗则有新的理解：“没准他每推一次，巨石就会因摩擦而变小一点，这样总有一天巨石会变成随脚一踢就飞到山顶的小石子。”既然世界是荒诞的，那必然有一种面对这种世界的态度，要么用享乐来忘记痛苦，要么用行动来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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