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虐待狂与求知欲之间|求知欲
时间：2019-04-17 03:22: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迈克·华莱士在此” 1918年，迈克·华莱士出生的时候，人类还在印刷时代，世上还没有一台电视机，收音机虽已诞生，却还没有付诸商用。2012年4月7日，93岁的他去世时，网络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并且对人类社会的松动和颠覆还在进行之中，未来难以预测。20世纪以来的媒介，如此强大而善变。作为电视时代的新闻人，华莱士是参与者和塑造者。他主持的《60分钟》是美国最成功的电视新闻节目。他在面对各国政要、明星时强硬、讯问一般的采访方式，成为行业的标杆。
他曾问普京：“为什么俄罗斯到处都是腐败？”普京没有回答。华莱士扬起右手，捻动拇指和其他手指，做出数钱的动作：“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
他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说：“埃及总统萨达特说——不好意思，是他说的——你是个疯子。”翻译愣住了，交头接耳，不敢翻译。霍梅尼背壁而坐，听到之后回答说：“萨达特是个异教徒。”
华莱士曾在1986年、2000年分别采访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他对两位领导人平等以待，问题虽尖锐，却赢得了对方的尊敬。
电视宠坏了观众，镜头单一的访谈节目，很容易流于沉闷，但是华莱士对于权威挑衅式的提问，制造了巨大的戏剧性。那不是提问，那是他在镜头前、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斥皇帝：“不好意思，你没有穿衣服！”观众受到惊吓，又觉痛快，悬念出现：皇帝会怎么反应？
“迈克·华莱士在此”（Mike Wallace is here）。这是《60分钟》的广告语。这个穿西装、神情严肃、眼睛细长的男人，他的出现是对采访对象的恫吓，也是对观众的沉稳保证。“这句广告词很傻，但确实是一个赞誉。”华莱士说，“这话的意思是：说实话吧，这个人和他的团队可能知道很多你不希望他们知道的事，还不如实话实说。”
少年华莱士当然无法想象这一切。他生长在波士顿附近的布鲁克林小镇，成绩不坏也不算很好，最大的坏事是去杂货铺偷东西。父亲是俄罗斯的犹太人，怀着“美国梦”移民而来，勤勉、简单，给儿子取名“麦伦”（Myron）。很久之后华莱士才知道，杰克·肯尼迪早他一年出生在同一条街上，他们还曾同在一所小学读书。在财富的流动中，肯尼迪家族发财搬离小镇，华莱士父亲的零售店却破产了。
麦伦不算英俊，还在为青春痘苦恼，因为眼睛狭长，别人叫他“亚洲细眼佬”（chinky）。长大后也许可以成为律师，或是英文老师，他想。直到大二时，在密歇根大学读书的他来到学校电台录音室，立刻被吸引住了。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迷人多变。而且，在广播里，长得不好也没关系。麦伦开始觉得，这才是他毕生的事业。
那正是广播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商业电台越来越多，从业者逐渐开始独立采播新闻，时势的发展使这种即时、生动的媒介变得越来越重要。1938年初，德军入侵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广播电视业的传奇人物、时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主管爱德华·默罗，和同事安排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新闻联播，不同的记者从不同的城市发来报道。在整个“慕尼黑危机”中，听众听到了来自14个城市的实况广播，也听到了希特勒、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张伯伦、戈培尔的声音。
那一年，美国91%以上的城市家庭、大约70%的农村家庭拥有了收音机。欧洲的战事从盒子里陆续传来。电视机已经可以在百货公司买到，屏幕尺寸从3英寸到12英寸不等，价格在125美元到600美元之间。次年，21岁的麦伦大学毕业，找到第一份在电台的全职工作，这家电台属于大湍流城一个兼营家具和洗衣业务的公司，周薪20美元。从这里开始，他去底特律、芝加哥，尝试广播的不同内容，新闻、体育、广告，参与演出广播剧《青蜂侠》《独行侠》。1943年，华莱士被征招入海军服役。战争结束后，他参与演出一部名为《迈克之爱》（the love of mike）的节目，人们戏称他迈克，他喜欢这个名字胜过麦伦，更不用提 “亚洲细眼佬”这个歧视性的称呼，此后，他就成了迈克·华莱士。
工作中，华莱士在寻找自己的方向，他发现，照稿读别人写的东西不能令他满足，无论那是新闻，还是广告。
1956年，他开始了一个叫做Night Beat的电视访谈节目。华莱士对当时的访谈节目很不满，俗套，不痛不痒，问题通常是：“你在写什么内容？”“你唱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他不想问这些平淡的问题，他希望经过精心准备，戳到对方的灵魂。华莱士独特的访谈风格，正在形成中。歌星芭芭拉·史翠珊认为当时的他非常“刻薄”。制作人泰德·耶茨说，咱们找些奇怪的人，刺激一下他们，看他们怎么反应。“当时没有电视做关于同性恋的节目，闻所未闻，我们找了几个可以出柜的人，谈他们是怎么想的。”华莱士回忆说。
华莱士对同性恋的关注没有到此为止。1967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的他，为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纪录片配音。在片中，他说：“同性恋的生活普遍很淫乱，他们不想、也没能力像异性恋一样维持长期关系，他们的性生活、感情生活，都不过是酒吧里、大街上碰到的一夜情。”1992年，华莱士说，他很抱歉自己做了这样的评论。
尽管尝试不止，但是华莱士的职业生涯很长时间内都不清晰。他做电台，也做电视节目，做访谈，也做烟草广告——那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他还和第二任妻子巴芙·科布做一档夫妻节目，随着节目的结束，婚姻也结束了。
转折发生在1962年。那年，华莱士的儿子彼得趁暑假去欧洲旅行。一开始，每个礼拜他都会写信回家报告近况：他到了法国，又去希腊找几个朋友。随后音信全无。华莱士飞去希腊寻找彼得。他来到彼得信里提到的青年旅馆，他找到了儿子的背包。工作人员告诉他，彼得曾说过，想去附近的山里寻找一个修道院。华莱士骑着驴爬了五六百英尺，从悬崖上往下，看到了彼得的尸体。
这件事给华莱士的震动很大。以前他接很多节目是“因为要养孩子”，可是儿子的去世使这一切都荒谬而没有意义。他停下手里所有节目，决定专注于电视新闻，做些能让彼得骄傲的事。他以此前三分之一的薪酬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68年，《60分钟》开播。作为主持人、记者的华莱士，已经50岁了。 “虐待狂与求知欲之间”
自创办之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门就领先于其他同行，不仅是专业的新闻水准，而且在于其优雅、正派的道德形象。这要归功于当时的一批新闻人，比如爱德华·默罗——一位坚忍、刚硬，捍卫自由价值的记者。上世纪50年代，州议员麦卡锡利用冷战情势，渲染共产党正在侵入美国，整个美国处于恐惧之中，文艺界互相检举，抛出黑名单。爱德华·默罗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播出质疑麦卡锡的节目。在一期节目结尾，他一边抽烟，一边发出那段名传青史的正义之辞：
“我们不能一面在国外捍卫自由，一面却在国内抛弃自由。来自威斯康辛州的那位资历不深的参议员的行动，已经引起我们的盟国的惊诧和沮丧，而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欣慰。这是谁的过错？其实并不是他的过错。这种人人自危的局面不是他制造出来的，他仅仅是利用了这种局面而已，而且利用得相当成功。卡西乌（Cassius）说得对：亲爱的布鲁图（Brutus），那过错不在于我们的命运，而在于我们自身。晚安，好运。”
爱德华·默罗等电视人以风骨对抗时代喧嚣，因此1968年《60分钟》开播时，珠玉在前，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档电视杂志。的确，很长时间内，《60分钟》找不到方向，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像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一样，时势再一次改变了一切。1972年“水门事件”激发了调查报道的热潮，《60分钟》也受到影响。从1976年至1978年，华莱士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寻找恶棍和骗子上面。
华莱士非常用功，“我是个后来者，所以得加倍努力，就好像女性会特别用功，因为她们在电视新闻中处于劣势。”他发誓要工作到“脚趾朝天”，2006年退休时，已经84岁。他说，因为默罗等前行者的努力，使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良好的新闻传统，也有钱投资在节目上，《60分钟》可以做任何想做的题目，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他喜欢这样的挑战。
到上世纪70年代末，《60分钟》登上收视率榜首。从1977年开始，连续23年在收视率前十之内，这是绝无仅有的。
华莱士的采访风格已经建立，他称之为走在“虐待狂与求知欲之间”。如果先抛开微妙的人性不谈，这种风格需要卓绝的勇气，对于真相的道德感。
1975年，华莱士认识了一个叫做法耶兹·萨伊徳的巴勒斯坦人，在谈论中，他开始了解巴勒斯坦的故事。此前，他对犹太人的认识多半来自以色列的宣传，比如， 犹太人在叙利亚是被穆斯林奴役的少数族裔，他们被困在隔离区，身份证上都标明犹太人身份。他形容说，以前的这些知识就像眼睛里长了鳞片，在和萨伊徳的交谈中，鳞片剥落了。他和同事去叙利亚的犹太社区做了一期节目，他们的确住在隔离区，但是他们也走出去，上大学，做生意。有的学校还可以学习希伯来语、犹太人的传统。“在叙利亚的生活肯定不是天堂，但是没有之前宣传得那么糟。”节目播出之后，华莱士被认为背叛了自己的族裔，是“自我仇视的犹太人”，“我相信我父母在九泉之下还在因为这件事辗转难眠。”华莱士说。
1999年，电影《惊爆内幕》（the insider）上映。电影取材于《60分钟》的真实经历：华莱士和同事们制作了一期节目，由一位被解雇的研发人员杰弗里·魏甘徳讲出的秘密——布朗与威廉姆森烟草公司隐瞒了自己产品的伤害性。华莱士和制片人花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了魏甘德，但是节目还未及播出，他们就收到消息，烟草公司准备起诉魏甘德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求偿150亿美元。考虑到这些风险，《60分钟》播出了一部“洁本”：仍然讲出事实，但隐去烟草公司与魏甘德的名字。
电影里克里斯托弗·普拉默扮演迈克·华莱士，但是华莱士对这部电影很不满意，他说：“如果我长得好看点，就自己去演了。”他认为，在这部电影中，他因为烟草公司的恐吓一度失去了道德方向，完全是“胡扯”，是“为了戏剧冲突”。尽管他承认自己曾有“12个小时的犹疑”，但他对自己的道德感和声誉很有信心。
更令华莱士沮丧的是，制作人之一洛威尔·伯格曼把节目组的争论告诉了《纽约时报》，后者在社论中指责《60分钟》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违背了电视新闻业诚实和完整性的传统。伯格曼随后把这个故事提供给导演迈克尔·曼，作为电影素材。得知此事后，华莱士希望伯格曼找来剧本，他想提供自己的版本，但是伯格曼拒绝了。二人曾共事13年，华莱士视伯格曼此举为背叛，几年后伯格曼来到华莱士家，请他帮自己重回《60分钟》，华莱士拒绝了。
人和时代一样，都有局限。华莱士当然不是完美的人，尽管他已经足够勇敢、勤奋，就像他曾经为对于同性恋的错误评论道歉一样，他也曾经为自己种族主义的表述道歉。
另一次有争议的采访发生在对芭芭拉·史翠珊的采访中。两人坐定后，芭芭拉说：“我以前挺喜欢你的，喜欢你刺人的方式，但是别刺我。”华莱士说：“30年前我根本不喜欢你，我觉得你也不喜欢我。”芭芭拉开始戒备：“我那时候觉得你很刻薄。”“我觉得你很自私。”原来客套的场合，变得火药味四起。华莱士根据事先的准备工作，立刻进入芭芭拉的童年创伤，他询问芭芭拉与继父、与母亲的关系。最后他抛出一句：“你妈妈说，你根本没有时间和任何人变得亲密。”芭芭拉的表情僵住了，她擦去眼泪，不再试图解释和回答，反问道：“真的吗？你就喜欢让我在4000万人面前这样吗？”
从专业角度来讲，这是一期成功的节目。它准备充分，出其不意，充分满足了电视观众的窥视癖。可是与对政治人物的指责不同，用如此尖刻的方式刺探出一个人内心的伤痛，当众展览，无论如何是令人不舒服的。如果说华莱士是在“虐待狂与求知欲之间”寻找平衡，这一次，似乎虐待狂占了上风。
记者问他：“你在生活中也像在节目当中那么强势吗？”他回答说：“我在生活的圈子里肯定是一个讨厌鬼。”
1984年，华莱士面临一场官司。因为一部关于越战的纪录片，原美军驻越南总司令威斯·特莫兰以诽谤罪起诉哥伦比亚广告公司、华莱士及其他工作人员，求偿1200万美元。连续五个月，他都要去冰冷封闭的联邦法庭，听自己被称做“骗子、诬陷者”。他发现自己情绪异常低落，吃不下，睡不着，对一切失去兴趣。他想：“这他妈的到底怎么了？”一天清晨，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耶茨发现他坐在床上，旁边都是药片。
华莱士患了抑郁症。他必须吃药，做心理治疗，缓慢地恢复。可是吃药带来副作用，让他口干、手抖。华莱士仍然恐惧，他说：“我好像看见自己坐在离陪审团五码的地方，手一直发抖，陪审团说，手抖得那么厉害，肯定有罪。”
最后，特莫兰撤回了诉讼，但是华莱士不敢跟别人提到抑郁症，“那太丢脸了。”
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去做一个深夜节目，做到一半，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时间看节目的人，都是那些失眠的人啊，就像自己从前那样。他开始跟公众谈论自己的抑郁症，“这可以帮助其他人，你看，这个人曾经经历过那样的低潮，那么糟糕，现在他好了，他……活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