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反思
时间：2019-03-31 03:33: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再往前推，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逐渐支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7％，有75％的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受到各种形式伤害和株连的人数高达1亿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为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率先批评“两个凡是”，为平反冤假错案扫清政治障碍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敢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缺乏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胆识，想在不触及“左”的根本性错误的情况下，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推行了一条“抓纲治国”的路线。这条路线反映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畏首畏尾，顾虑重重，担心会“有损我们的旗帜”，会影响毛泽东的形象，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在强调一切服从“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前提下，给平反冤假错案设置了种种障碍和禁区。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就延续了以抓阶级斗争搞安定的传统做法。在“纯属”的限定下，平反的主要是案情简单，牵扯面不广的一般性错案，这就使这项头等重要的拨乱反正任务搁在“落实政策”的层面上。由于政治上一系列重要原则不能澄清，对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提不上中央的议事日程，数千万人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包袱。民心不顺，党心不顺，严重影响了历史新局面的开拓。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被称为“两个凡是”)的方针。“两个凡是”的提出，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障碍。
这时，党内外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首先集中在要求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上。当时，这两个问题隐含着更深的含意：前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后者反映了要求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
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斗争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地爆发出来了。对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华国锋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最后，华国锋说：“总之，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党内外围绕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问题的争论和斗争，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关注。邓小平关注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和职务进退，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两个凡是”的观点一提出，邓小平便洞悉了它的本质。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这封信发出不久，汪东兴和李鑫代表中央办公厅去看望邓小平，希望他改变信中“准确的、完整的”提法，并就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表态，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他说，“两个凡是”不行!并且坚定地表示：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两次写给中央的信。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凡是”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影响。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还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