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的品评] 江淹杂体诗
时间：2019-02-10 03:26: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对于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历代的评价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褒之者推崇备至,誉为一绝;贬之者则极力诋毁,不屑一顾。本文作者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对于《杂体诗三十首》的评价作了简单的梳理和解读。
关键词: 江淹 《杂体诗三十首》 历代品评
历代对于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的评价可谓是众说纷纭,这些品评各言之成理,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杂体诗三十首》颇有启发。笔者将依照历史顺序,对各个时期的评价作出简单的梳理分析,这对文本的解读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一、宋代以前
《杂体诗三十首》大约作于齐建元末至永明初年之间①。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抒情功能逐步得到重视,六朝时出现了两部极具影响力的论诗著作《诗品》和《文心雕龙》。《诗品》中对于江淹拟古的评论非常简短(下文提及),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文心雕龙》中虽然没有提及江淹,但刘勰在《明诗》篇中论及五言诗的流变过程时,提到从西汉至东晋的21位五言诗作家,其中16位是江淹摹拟过的。两人的看法可以说是有相似性的。
唐代诗坛的显著特点是各自作诗,各自用心,一直处于激烈而热情的诗歌创作潮流中,唐人敢于创新,决不拾人牙慧。正因此,唐代的论诗之作几乎都是诗格、诗式之类满足学诗需要的入门书。据收集到的资料看,整个唐代,论及江淹《杂体》的微乎其微,李善在给《杂体诗三十首》作注释时,认为:“江之此制,非直学其体,而亦兼用其文。”对全组诗作了总体概括。其它诗论家谈及江淹的只有刘禹锡。刘禹锡提出了否定意见,“江淹多杂拟,徒欲仰高山焉能追逸”(《刘梦得文集》卷五),认为拟作是不能和原作相媲美的。
诚然,宋代以前对《杂体诗三十首》的评价少得可怜,但这些事实也从侧面表明,拟作诗歌在六朝和唐代是一件平常事,只是诗人的文学活动。
评论个案列举之《诗品》:
钟嵘在《诗品》中把江淹列入中品,对江淹诗歌的评论只有简短的两句话:
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
但是钟嵘在评论其他诗人的诗歌时,往往把他们和江淹相比,如论述范云和丘迟时,说二人“当浅于江淹”;论述沈约时说其“意浅于江(淹)”。范云、丘迟、沈约三人在《诗品》中都位居中品,钟嵘连续两次用“浅”于江淹作评语,可见在同一品中对江淹诗歌的评价不低。所谓“诗体总杂,善于摹拟”,表明在钟嵘看来,江淹是“善于摹拟”之人,以现存资料来看,明确指出江淹善于模摹拟者,钟嵘为第一人,这就决定了钟嵘之于江淹的重要性。后世对于《杂体诗三十首》的评价几乎都沿着钟嵘的路子走,在摹拟的“善”与“不善”、“似”与“不似”上绕圈圈。
二、宋元时期
宋诗是在唐诗高峰阴影下发展变化的。宋初以摹拟唐诗为主流,其后迄苏轼、黄庭坚立意创新,以才学为诗,自成一家风格,衍生为江西诗派,南宋又有以反省江西诗派自立主张者,故宋诗体派多变,蔚为大观。但是总的说来,宋诗的焦点几乎全在宗唐与变唐上。由于急于变唐并寻找诗歌出路,宋人对唐前诗家关注颇多。
据统计,宋人对《杂体诗三十首》的评价约有十三条。如果说钟嵘的“善于摹拟”只是理论之言,那么宋人的评论则偏于实证性,提供了许多实证的例子。如:
江文通学李陵等《杂体》三十首,内学休上人《怨别》一首,有“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之句,后人便以为休上人语。(吴聿《观林诗话》)
陶渊明集归园田居六诗其末“种豆在东皋”一篇乃江文通杂诗三十篇之一。明言学陶征君田居。……今陶集误编入,东坡据而和之。(洪迈《容斋三笔》)
到南宋末年,严羽在总结前代的理论与实证的基础上,对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作出了总体性的把握。《沧浪诗话》“诗评”部分说道:
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
综观宋代诗歌,几乎处于师法、模仿前人的潮流之中,就学习古人的方法而言,大多数诗人停留在学习个别诗人的诗风及写作手法上,模仿的痕迹仍然很重,严羽提出“妙悟”说,要求在熟读细参前人诗作的基础上多方吸收,从“悟”而入,达到融会贯通。沧浪上面所言本于江淹诗善于摹拟之语,但比《诗品》富于意味。严羽对于《杂体诗》的评价不但肯定了江淹摹拟多位诗人的方法,而且肯定了江淹拟诗的相像与变通。可以说评价极高。
诗歌发展到元代,就文体而言,元代诗歌并不发达,具体诗论自然也不多。对于《杂体诗》的评价,笔者只收集到一条。
论个案列举之《��》:
陈绎曾在其《诗谱》一书中的评价比较中肯。他认为:
(江淹拟古)善观古作,曲尽心手之妙,其自作乃不能尔。故君子贵自立,不可随流俗也。
陈绎曾只有短短数语,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江淹拟古诗的优与劣。他沿袭前代评论,肯定了拟诗与原诗的相似性,认为“曲尽心手之妙”,一个“妙”字突出重点,但他并不是简单的沿袭,他还提出了“善观古作”四字,这才是拟作逼真之前提,只有对原作细细斟酌推敲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这是其一;其二,他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江淹拟古诗的缺陷。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无论是字句还是语气都在刻意模仿原作。正因为模仿得逼真,有故意造作之态,缺少了自己所形成的风格特色。故陈言“君子贵自立”。
三、明代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小说、戏曲的兴盛,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在唐宋以后,已经走不出新的路子。因此明代诗歌只能从汉魏六朝或唐宋的宝库中寻找材料,甚至于词汇和表现形式。于是“拟古”成为明代文坛的一种潮流。前后七子掀起复古的运动,其间伴随着“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反对拟古的斗争,明代论诗之话自然就围绕着复古、拟古的论争而发展演化。明代对于江淹杂拟的品论虽然不及清代,但比较具份量。
明代对于江淹杂拟的评论依然围绕着相似性展开,存在两类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类认为江淹的摹拟之作功力很深,足以和原作媲美。如胡应麟《诗薮》认为:“《魏文》《陈思》《刘桢》《王粲》四作,置之魏风莫辨,真杰思也。”又说:“文通诸拟,乃远出齐梁上。”另一类则对江淹的拟古诗评价很低,如陆时雍《诗镜总论》认为“其(江淹)所拟古亦寿陵余子之学步于邯郸耳”。当然,也有从中调和的,如:薛蕙《考功集》就认为“江文通拟诸家三十首,虽间有未尽,然可谓妙解群藻矣”,拟诗虽然有不尽如人意处,但“妙解群藻”,还是值得欣赏的。
评论个案列举之《四溟诗话》:
谢榛主张尊唐抑宋,复古拟古倾向比较明显。但他又看到“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卷一),因而不赞成摹拟太甚,认为摹拟古人应“提魂摄魄”,不拘形迹,“学李杜者,勿执于字句之间,当率意熟读,久而得之。此提魂摄魄之法也。”(卷二)这种思想投影到对《杂体诗》的评论上,谢榛分析了江淹的拟作与颜延年的原作后认为,拟作虽佳,但难与原作比美。
《四溟诗话》卷一评到:
江淹拟颜延之,辞极典缛,得应制之体,但不变句法,大家或不拘此。
谢榛认为拟作得原作之体,但“不变句法”,指的是江淹摹拟颜延之诗歌的对偶,尤其是在每句中间的动词都是对偶的,如“留”和“停”,“结”和“披”等等,这种动词的对偶虽然在永嘉诗人中颇为流行,但是在江淹本人的诗歌创作中,这种情况却并不多见,江淹对于颜延之诗歌中的这种对偶方式是有所察觉并有意模仿的,这恰好是谢榛所反对的字摹句拟。
谢榛对《杂体诗》的评价乃至对于拟作的评价,是比较合理的。无论拟作多么逼真,毕竟不是原作,这种差别就在于拟作缺乏原创性,当然不如原作深刻。
四、清代
清代诗学作为学术的重要分支,具有集大成的特征。诗歌从体制形式到创作规律再到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总结,前代已成雏形的诗歌理论,到清人手上空前繁荣,对于江淹的品评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几代。有诗评家的评论,有选诗家的评论,更有乾隆皇帝的御批。清代的评论与明代一样,走两极路线。
一类认为《杂体诗》深得原作之神,如:
惟江文通杂体,拟其大略,不仿形似。(许学夷《诗源辨体》)
江文通杂拟,每一染翰如见古人于毫楮间。(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集》)
另一类则认为江淹只是“肖他人之笑貌”,如:
文通于诗颇加刻画,天分不优,而人工偏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文通颇能修饬,而风骨未高。(沈德潜《古诗源》)
评论个案列举之《养一斋诗话》:
对于摹拟,潘德舆主张后世学诗者可学习诗歌的“神理意境”,不赞成学习“体制音节”,尚“神”而不取“貌”。潘德舆对拟作的看法其实与谢榛有异曲同工之嫌,二人都主张要得“神”,对江淹的字摹句拟有所不满,但潘德舆的评论要激烈得多,潘德舆认为:
江共三十首,舍自己之性情,肖他人之笑貌,连篇累牍,夫何取哉?
文通一世隽才,何不自抒怀抱,乃为赝古之作,以供后人嗤点。
潘德舆的评论是和他的思想紧密结合的,他于一部诗歌史特别推崇曹植、陶潜和杜甫:“《三百篇》以还,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诗为小技。”由此看,潘德舆不只反对江淹的字摹句拟,对于江淹洋洋洒洒杂取三十家、没有择优而学,他也是存在异议的。
梁陈隋唐宋金元明清参与品评《杂体诗三十首》的共有50余名,评语可谓是众说纷纭,其实对于诗歌的欣赏与评价,不仅古今无固定的标准,即使同时代人的评价,亦不尽相同。这些品评虽然大多为寥寥数语,但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拟作颇有启发。
注释:
①曹道衡先生在《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中认为,这组诗“似当作于建元末,最迟恐亦在永明初年”,曹文�《艺文志》第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