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情怀 同样的反讽，别样的情怀
时间：2019-02-04 03:29: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王蒙、王朔二人是中国新时期文坛上的佼佼者，反讽是他们得心应手的修辞手法。本文试图从语辞反讽和小说意义两个方面，对二人小说中隐藏于相似政治反讽之下的不同的终极意义和人生情怀进行探究。
［关键词］王蒙；王朔；小说；政治反讽；终极意义
Alike Irony,Different Emotion――Compare with Political Irony of Wang Meng and Wang Shuo LIU Chong-hua
Abstract:Wang Meng and Wang Shuo,they are prominent writers in the ＂new period＂,they handle ironical technique in them functions very skillfully.The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ultimate meanings and feelings that are hided in the similar political irony,from the ironic languages and the meanings of them functions.
Key Words:Wang Meng;Wang Shuo;Function;Political Irony;Ultimate Meaningsa
反讽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法，广泛应用于叙事文学和现代文学批评中，“言在此而意在彼”是反讽的基本面貌，构成反讽要素的言与意往往错位或者悖反，表里不一。克利安思・布鲁克斯把反讽界定为“意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１］，他认为反讽总是涉及字面所讲与陈述所讲的是一件事，但实际的意义则大为不同，读者正是在如赞美下的嘲笑、尊敬中的轻蔑、友好后的敌视等诸多悖论中获得阅读体验，在报以一笑之后，陷于若有所思之中，获得较为深刻的阅读感受。反讽不仅是一种语言技巧，同时也是一种叙事方法，它包含了主题反讽、情境反讽、语辞反讽等类型。严格说来，政治反讽并不是一种反讽类型，它只是框定了反讽的对象，即以政治的有关内容为反讽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迎来了从单一革命话语向多元话语发展的新时期，政治反讽小说在反思文学中得以初显端倪。早期的政治反讽小说有冯骥才的《啊》、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通过对在某种政治情境下主人公的荒诞却富有生活真实性的人生遭遇的叙述，来引起人们对所谓政治和那个年代的反思。随后，更为成熟的政治反讽小说产生于与高晓声同时代的作家王蒙笔下。王蒙对政治反讽的驾驭不仅体现在情景反讽、语辞反讽之上，关键是他的政治反讽小说有了对“反思”的超越，将一种源自苦难遭遇之后的积极乐观精神贯穿其中。王朔是继王蒙之后的又一名热衷于政治反讽的大将。相对于王蒙而言，王朔更加注重小说语言的修辞反讽，钟情于对具有“正经”特征的人和事的嘲讽。
一、王蒙：戏讽与激情的纠缠
在新时期文学中，王蒙似乎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从１９岁创作激情澎湃的《青春万岁》开始，积极向上的高涨的情调变了其作品的主色调，不过，这还不是王蒙独特的体现，王蒙的独特价值深刻地体现在他将政治反讽与积极乐观的精神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在频繁制造幽默讽刺的同时担当着历史的积极的沉思者。
在政治语辞反讽上，即在对政治大话，严肃话语的运用上，王蒙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对带有矫情和虚伪的政治辞令的大量使用，从而带来幽默和戏讽的效果；二是将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政治话语与日常话语组合，暴露它们之间的尴尬隔阂，从而构成反讽。仔细揣摩王蒙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其政治反讽语言都是内庄外谐的，诙谐语言外表之下的庄严与沉重才是表现的重点，在反讽的背后藏着作家对过去历史的严肃思考，隐含着作者对人生态度的诸多思考，这就是王蒙政治意识小说的终极意义。
在王蒙的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的是那些经历坎坷，饱经沧桑而又壮志不移的知识分子：如《布礼》中的钟亦成，《蝴蝶》中的张思远，《春之声》中的岳之峰，《深的湖》中的杨思府……他们一生，深受折磨，心灵上受到极大创伤，但他们始终洋溢着对于理想和信念的虔诚，怀抱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追求和为之献身的渴望。王蒙小说戏讽与激情的纠结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杂色》的主人公曹千里，他虽然从“京城”下到了边疆，和整个公社革命委员会马厩里最寒碜的一匹马为伴，但他却不抱怨自己充满偶然因素、喜剧色彩和几许无可奈何的人生遭遇，而是以一种宽容向上的精神状态生活着，相信经历苦难之后，只要踌躇意满，以一颗宽容和乐观热情的心看待过去，赞美和感谢所有的幸与不幸，从中获得崛起的力量，冬不拉就定会弹出美妙的曲子。
曹千里的生活态度也就是王蒙所推崇且坚持的人生态度，这些小说的强烈政治意识和调侃风趣风格正是王蒙小说激情与反讽纠缠的再现。王蒙曾自言，“我对乐观的理解是在困难当中，在挫折当中，在失望当中，去寻找一点儿意义，寻找一点儿正面的东西。”［２］正是这种追求高贵理想和乐观向上的姿态使得王蒙的作品尤其是政治意义作品陷入了一种戏谑式反讽与激情的交缠之中。在王蒙以反讽或自嘲的口气对政治话语进行消解时，他所展现给人们的不是一味的批判和无穷的苦思，而是一种激情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不是批判是否彻底，反思似乎彻底，反讽是否彻底的问题，而是作家在用对政治大话进行反讽的背后坚持的终极意义，那就是再怎么着，也要积极向上，这正是作家作品所追寻的最终目标。
二、王朔：消解与建构并存
如果说王蒙的政治反讽根植于对某种良好政治、火热激情的美好期待，难免会抹上几许沉重底色的话，那王朔则彻底摒弃了这一切，用“痞子”对严肃话语的胡说乱道来撕毁权威与严肃，真正远远地躲避着崇高。正如王蒙所说的一样，王朔“把各种语言――严肃与调侃的，优雅与粗鄙的，悲伤的与喜悦的――拉到同一水平上。他把各种人物（不管多么自命不凡），拉到同一水平线上”［３］。严肃话语与痞子气的杂合正是王朔小说调侃的主要方式之一。王朔借痞子之口，说出政治大话或严肃话语，从而颠覆一切“正经”，这些政治话语本身似乎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只是“顽主”身份的一种表征和增加痞子气的一种有效力量，是年青一代“过把瘾就死”、“一点正经也没有的”狂妄表征，是他们藐视权威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不过，千篇一律地运用顽主痞子口吻极尽对政治话语的反讽之能事，难免使王朔作品字里行间充斥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痞子姿态和好耍贫嘴的庸俗趣味。
正如众多评论所道的那样，王朔小说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消解，对稳定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消解”［４］。可是，消解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我们在肯定王朔小说的消解意义时，也应该思考它消解的本身或者消解的同时建构了些什么？认真研读王朔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顽主》、《一点正经没有》、《过把瘾就死》等为代表的，以处于社会边缘的“顽主”为主要刻画对象，通过他们的言行来突显颠覆的主题。《顽主》中，一帮顽主办起了“三Ｔ公司”，男女顽主借开展业务之机，对于社会中任何一种冠冕堂皇的社会行为都挖苦一番，他们表面上是帮别人做好事，实际上是用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对任何一种“一本正经”的事体都来个颠覆。在这种略显浅薄的消解下面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王朔小说思想感情的平民化，作者正是通过对权威的消解从而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起。
王朔的这种平民化、生活化追求在他的另一类小说，如《空中小姐》、《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等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王朔在此类作品中有意无意地构建了属于平民小市民的爱情和亲情神话，较为明确地给予作品一个可以名、可以状的终极意义。《我是你爸爸》中的父子关系处处存在着可笑的因素，却也处处流露着父子之间的真爱和对坦诚交流的渴望。《空中小姐》里，虽然作者残忍地抛出一个悲惨结局，但王眉对“我”的留恋，“我”对王眉的真情，最后我的醒悟和悲痛……这些都给读者留下发笑之后的心灵抚慰，这也正是作者在反讽之下建立起来的温情世界。王朔的这两类作品构成鲜明的对比，前者在肢解政治大话的同时试图颠覆严肃的一切，后者在反讽的幽默之下搭建了一座座关于爱情、亲情、友谊的真爱小屋。或许，前者之假和后者之真正是作家想要书写的最终意义。
总之，尽管王蒙、王朔两人对政治反讽有着同样的偏好，但其作品所追求的终极意义和人生价值却相去甚远。王蒙对那个激情年代或多或少地保持着眷恋和自豪之情，在反讽中展露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王朔则穿行于各种类型话语之间，嘲笑政治大话，躲避崇高，建立温情世界。两人拥有同样的修辞喜好，却揣着不一样的情怀。
参考文献：
［１］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２］张洁，王蒙．倾诉激情．人民论坛，２００３，（１１）
［３］王蒙．躲避崇高．读书，１９８３，（１）
［４］范立红．在对“习惯的认识”的颠覆中回归真
实――关于王朔小说的陌生化和反讽特色．乐
山师范学报，２００６，（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