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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分析 上学难上学贵

    时间:2019-01-13 03:23: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一、问题的提出      “十五”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还存在很多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如大学生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其中“上学难”主要是由“上学贵”引发。据2004年3月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中心作过的一次关于高校收费问题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对象中71.6%的人认为“学费太贵”,而且选择这一选项的人在各个收入阶层中的分布都较平均。在“是否能承受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标准”问题上,学生选择“难以承受”“勉强可以承受”的占了近八成,认为可以承受的则相对较少,仅有16.9%。学费再加上学生在校期间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而多支出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使得教育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很多家庭的主要支出,部分家庭甚至已经“因教致贫”。据甘肃省农业部门2004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甘肃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数量占总数的50%,教育已经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一因素。另一方面,尽管政府十分重视贫困生的资助问题,高等学校也一再保证不让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学,但有关贫困生辍学、失学甚至自杀的事仍屡见于报端,而更普遍的还在于这些贫困生虽然进了大学,但由于生活的窘困、心理上的焦虑与自卑,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此外,上大学高额的花费还有可能影响贫困家庭子女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动力和学习选择。对于某些处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学生家庭来说,由于缺乏对高等学校学生资助的充分信息,高额的上学费用可能使他们对大学教育望而却步,从而丧失求学的动力和信心。或者有的家庭在中等教育阶段就有可能转而选择学制更短、费用更低的中等专业教育,放弃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追求。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促进收入均等、改善低收入阶层经济状况的功能正在逐渐消退,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美好前景正在消失,社会各阶层间的贫富差距还在被人为拉大,优秀贫困生的美好憧憬正在被高昂的学费所扼杀。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导致的贫困现象将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特别是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高收费还会制约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对高等学校的多数生源产生影响,从而损害了广大学生的利益。因此,解决大学生“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使广大适龄青年有学上、上得起学,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大学生“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的不足。目前,我国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显得严重不足,2004年对教育的投入仅占GDP的2.79%,4%的目标迟迟难以实现,这是产生“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根本原因。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200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说:“社会上有一种与实际不相符合的认识,即认为公共财政已向高等教育投入了很多钱,因为我们建了很多新校区,但他们不清楚为了扩招而建的这些新校区大多是用贷款建起来的,学校是在负债建设、负债运行。在教育的财政性投入中,基础教育占的比例大约为70%,用于高等教育的大约占20%。2004年对教育的总投入仅占GDP的2.79%,这就表明,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0.558%,这个数据在世界上处于低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校陷入了举债办学的困境,这样“没有标准”地向学生收费自然而然就会成为高校的选择,把本应由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转嫁到学生身上。据说,目前高校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很形象地比喻高校这一“无奈”的现象:“现在不是政府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而是中国的高校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
      2.学费增长速度过快。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高校不仅不向学生收取学费、住宿费,而且还要发给学生“人民助学金”,用以补贴学生学习期间的部分生活费开支。此后,随着我国政府财政能力的逐渐下降,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到1995年和1996年更是达到了低于2.5%的历史地位。而与此同时,在各方面需求的驱动下,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却在持续扩张。政府投入不足和规模扩张双重因素导致了当时高等教育系统的经费投入严重紧缺,众多高校的财政经常处于困窘之中。经费不足成为了这一时期严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为解决该问题,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开始实行成本补偿和成本分担制度,向受教育者开始收取学杂费。1989年,全国大部分高校开始收取每年100~300元学费,平均为200元。1992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在较大范围内推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逐年提高学费水平。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实行收费制度,学费涨过2000元。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开始,紧随其后的就是学费的一路攀升。到2005年,高校的学费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平均水平达到5000元。在教育部直属的74所高校当中,大部分高校的学费集中在4000~6000元之间。其中只有三所院校的学费低于4000元,一些艺术院校的学费更是达到10000元。可见,我国高等学校学费在近20年间就上涨了25倍,这远远高于群众收入的增长幅度。
      3.高校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高校乱收费可谓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顽症。尽管政府有关部门不断“重拳出击”,但是各种乱收费行为总是顽强地突破“政府文件”构筑的防线,一次又一次袭击囊中羞涩的老百姓。近几年来,教育部等主管机关几乎年年有“通知”,岁岁有“禁令”,但从现实来看,高校教育乱收费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相反却出现了禁而不止、顶风而上的现象。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却对收费上瘾了,把学生当成“摇钱树”,收费的名目花样不断增多,收取的费用不断增多。这无疑会直接加重学生及其家长的经济负担,导致“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产生。
      4.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达到危险的边缘。2004年已超过0.465。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在总体上向资本所有者、技术和知识含量较高的阶层倾斜,低收入者比重较大。据调查统计,到2001年,我国城市有20%的人口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足10%,而另外20%的人口却获得了社会总收入的1/3以上。到2002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中收入水平中等偏下和低收入者(每户年均收入为6273~2357元)共占总数的64.15%。二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持续扩大。在广大农村,农产品因社会供给大于社会需求,价格上不去,农民增产不增收。因此,对于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大、占人口比例80%的是农民这一现状来说,高等教育的学费势必给农民及城镇下岗职工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再加上上学期间的其他开销,在没有较完备的配套资助措施支持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5.高校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不完备。当前我国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还不完备,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首先,没有处理好奖学与助学的关系。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拨出专款设立“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要求面向广大贫困生,教育部也明确要求获“国家奖学金”称号同学的当年全部学费应由所在学校减免,可贫困生不完全是优秀生,获奖就减免学费,实际上是把奖励品学兼优与资助贫困混为一谈,把“奖学”和“助学”严重混淆。其次,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尚不健全。这主要表现为:借贷规模小,数额少,还款期限短,现有的个人信用制度和体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违约风险大,拖款欠款难以避免。再次,勤工助学活动不够规范、内容单调、流于形式、资金不足、岗位缺乏等问题。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不完备,使得“决不让一名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难以实现,使“上学难、上学贵”问题更加突出。
      
      三、解决大学生“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途径分析
      
      根据以上对大学生“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解决该问题:
      1.增加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国家应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保证国家举办的学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具有极高的社会效益,要保证人才培养质量,财政拨款应该成为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另外,受教育是公民的一种权利,政府作为所有利益主体或利益代言人的代表,应关注并致力于消除由于收入差异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保障教育的公平性。在目前学生资助政策颇为滞后的情况下,政府应强化自身作为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承担者的角色,提高政府投入在教育成本分担中的比例,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教育财政体制,强化各级政府对于教育投入的责任,在财政预算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拨款份额,使其成为政府优先投资的事业。因此,政府一方面可以采用定员定额办法,核定高校办学规模,提高财政经费拨款的标准;另一方面,政府要增加专项拨款,以缓解高校的固定投资压力。
      2.正确核算高校生均教育培养成本。1996年12月16日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学费标准根据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而近几年国家规定收取的学费占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可实际上,生均教育培养成本在我国各高校基本上是一笔糊涂账,就连学校的领导都很难说清楚这个问题,高校的学费主要是按照日常运行成本来收取的。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核算我国各高校的生均教育成本,只有有了明确的生均教育成本,才能确定合理的学校收费标准,学生及其家长才能清楚自己的每一笔钱都花在哪里,同时这也有利于治理乱收费,并为国家拨款提供一定的依据。但是如何做到合理核算高校生均教育成本这还是一个问题。对此,首先要明确高校中的哪些花费应该记入教育成本之中。和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不仅是个办学实体,还是个行政机构。目前我国很多高校机构臃肿、冗员泛滥。这些行政管理成本统统纳入教育成本之中核算,显然是缺乏合理性的。另外,最近几年高校的公费旅游、公费吃喝等开支增长迅猛,将这些与教育无关的开支也纳入到高校教育成本范畴中是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的。其次,是要明确由谁来核算。应该组成一个由教育部、财政部、审计署等部门参加的联合核算小组,对教育成本进行客观公正的核算。最后,整个核算的方法、过程应该公开透明,接受民众的监督。
      3.落实各项政策,严惩高校乱收费。高校乱收费,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年年在治理,然而事实是高校教育乱收费并没有得到根本遏止,相反却出现了禁而不止、顶风而上的现象,甚至一些高校在收费手法上变得更“聪明”,方式也变得更隐蔽和诡秘。如成都理工大学就假他人之手违规乱收费,收费自己得,风险别人担,退可守进可攻。这归根到底主要在于教育部的铁令并不铁。如果教育部真正能够说到做到、说一不二、动手像动嘴一样厉害,坚决撤掉几顶乌纱帽,使“谁闯红灯谁丢官”的规则意识深入人心,想必不会再出现什么年年审计年年犯、年年治理年年乱、年年发文件年年不管用的“治理烦恼”。另外,治理乱收费,不仅仅要落实文件中所强调的各项措施,而且还要加大惩罚力度,适当的时候应该运用法律手段。
      4.完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完善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可以有效地缓解教育收费给学生带来的经济重担,保证低收入家庭的高等教育机会,改善其在高等教育中的不利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在方法、手段乃至体制上不断创新,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在完善学生资助体系中,需要政府、社会和学校的共同努力,其中加大政府的投入是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的根本。与此同时,要确立国家助学贷款在资助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这就要求要降低偿还利率,延长偿还期限,采取多种还款方式,并实施贷款减免,激励学生成才;探索多渠道、多形式、多机构参与助学贷款业务的体系,逐步推广在学生家庭所在地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积极推行、鼓励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搞生源地助学贷款,直接面对学生家长发放或由学生家长担保;建立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体系,降低拖欠率。另外,高校作为贫困学生助学工作的直接承担者,在贫困生助学工作中起关键作用,这就需要高校通过自身的制度建设及多种形式的助学模式来构建合理的助学体系。如通过教学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灵活的学籍管理制度,为贫困生自立、自救创造条件;立足校内外,深入开展勤工助学工作,培养贫困生的自强自立精神和能力;通过改革奖学金的评比办法,充分发挥奖学金的“奖学”和“助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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